［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1-0060-07 毋庸置言，深受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影响的顾维钧，其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痕。就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言，作为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他既是“文化人”，又是“政治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胡适断言：“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性的文化了。”[1](p100)但在武人专制时代以及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独裁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其固有的政治多元化意识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无法得以展示，甚至以不谈论、不介入政治为自己的行为范式或遵循的理念原则。抗战胜利前后，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权支配和控制的加强，中国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迁，美国以经济、军事援助为诱饵，大力向国民党政权施行政治渗透，压迫其结束一党训政的一元化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基础，以确立美国式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在这种历史和政治背景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潜在的政治意识被激发出来。本文试图构建的历史图像，正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为代表，包括胡适、蒋廷黻等留美知识分子的两难抉择形象。 本命题可能会引起诸多研究者的质疑，即顾维钧能否视为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顾自美学成归国，一直扮演政府高级官僚角色，与西方政治规范中的自由主义难以吻合，亦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显有不同。但肯定的一点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接纳，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等生态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中诸多的人参与政治或担任政府公职，并不一定以谋取官位为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思想观念与政治理想。[2](p224-250)顾应属这一类自由主义者。诚如其所言：“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我之所以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并“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3](p297-299),[4](p27-45)由此推断，顾维钧至少在政治理念上含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就是具体行动，亦并非无迹可寻，最明显的实例是其曾参与20世纪20年代轰动一时的“好人政府”，这个“政府”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政府”。而在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他积极参与筹组“自由主义内阁”和“自由党”，则生动地体现了他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试图追求思想理念与实际行为一致的政治准则。 一 背景：美国对华政策政治目标的回顾与瞻望 在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决策人物认识到为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政治统治体系中，解决国共内战危机实系当务之急，此乃关系美国在东亚政治战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5](p266) 对日战争结束前，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政策上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权；另一派则主张有限度地援蒋，以利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争执，并在中国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进行政治改革。1945年1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对华政策的权威声明中指出：“运用我们的影响以促成中国的统一，既作为短期目标又作为长期目标——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这未必说中国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如果拿短期目标来说，蒋介石是唯一的、现在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改变支持蒋介石完成我们的近期目标的政策，可能会引起混乱。拿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宗旨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以便我们能够与最有希望促进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合作。”[6](p105)这份文件勾画出了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意图，即战后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将视形势的发展和美国的需要确定，而替代者必须是一个愿受美国支配的人。故战争结束前后，美国着手调处国共争端，其本质在于压迫蒋介石改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扩大政治基础，以便于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 1945年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12月，杜鲁门决定任命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执行美国对华政策，调解国共之争，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12月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致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各方应以真正的和解愿望来解决其分歧。我们相信蒋委员长正如我们一贯期望的那样为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提供了满意的基础。[7](p396);[8](p760-761)于是，马歇尔被授予这样的使命：敦促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便实现中国的统一。 美、蒋在如何重建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美国希望蒋介石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府。杜鲁门在声明中宣称：“美国政府认识到，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乃是‘一党政府’。美国相信：如果能将该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以容纳其他政治派别，将会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事业。”蒋介石却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至少将其削弱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在如何扩大国民政府基础以包容各主要政治派别问题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美国的影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因素，但能解决到何种程度，全取决于我方运用这种影响的能力。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这样地运用：即既鼓励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又要鼓励所谓的共产党人也作出让步，也要求其他方面人士作出让步”[9](p306-308)。这样，马歇尔以其最初受国共双方赞扬的突出的乐观精神着手进行其长达一年之久的毫无结果的使命。国共双方当时之所以持有高姿态，在于美国的和平统一方案因应了中共方面希望避免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而其大规模援蒋的先决条件是国共双方停止冲突并实现统一，从而迫使国民党作出有限度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