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9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术界对促成张学良思想转变的主客观原因已有较深入与广泛的探讨，笔者在阅读史料时又有新的发现——当时以“抗日反蒋”为主张的胡汉民等人曾与张学良有着较密切的接触，对其言行产生过一定影响（注：笔者所阅史料为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其基本内容见拙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台湾〕《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杨天石研究员曾以“往来函电稿”中的部分函电，写成《张学良与胡汉民——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二》一文（载《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考察1932年12月至1934年初的张胡关系。本文在立意及分析角度方面均有不同，且考察胡、张关系的时段更长，所引资料更多。）。同时，胡汉民对张学良的态度从视若仇寇转而积极争取，最后结成盟友，可谓一波三折，也反映出复杂时局下国民党内人际关系演变的某些特质。 在此，笔者即从胡汉民的视角出发，以新史料为线索，将胡汉民与张学良等人的关系作一概述。 一、激烈反张时期 尚难以确定胡汉民与张学良最初发生直接关系的具体时间，但所能查到的资料显示，胡汉民早先对张学良的印象似乎一直不佳。胡汉民较注重国民党的党内伦理，强调党员在党的历史与对党贡献。张学良在国民党内的历史极短，其党内地位完全是在特殊形势下取得的。其父是奉系首领，与国民党为敌多时，年轻的张学良1928年底“东北易帜”时才率众归入国民党阵营，胡汉民似乎始终不认同于张的地位，对其能力更持疑问。“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仍留东北，与胡接触的机会很少。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更强化了胡对张学良的看法，他认为，“收回中东路是一件极端卤莽可笑的事”，造成那么被动的结果，完全是张学良等人瞒着中央政府“在那里瞎干”（注：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11月），第23页。）。次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阎冯桂相持不下，东北军的态度成为关键，双方都以高官厚禄拉拢张学良。蒋介石委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却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胡汉民的理由是“顾惜国家名器”：“我不是反对汉卿，是爱护汉卿，尤其是爱惜国家名器。”（注：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12月），第119页。）他的潜台词就是张学良无资格无能力出任该职务。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汉民正被蒋介石软禁，对时局并不完全熟悉，但他毫不犹豫地将矛头指向张学良，提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一夜之间，失地数千里，事后又倡为不抵抗主义之说，应即由政府明令撤职，严重处分。”（注：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11月），第25页。）以上事实，均出自胡汉民1933年的回忆，考虑到此时胡与张的关系已在改善，用词方面会有所顾忌，更可见胡汉民此前对张素无好感。 胡汉民在刚南下香港确定反蒋策略时，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系同一集团，张的地位完全是由于蒋介石抬捧的结果，张会坚决执行蒋的政策，故胡确定了类似“清君侧”的策略，一度将打击张作为反蒋的手段。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张学良背负着丧失东北与“不抵抗主义”的罪名，是十分显著的靶子。 1932年元旦，与两广关系密切的孙科组成“责任内阁”，胡汉民多次为其出谋划策，在1月14日的电报中，胡汉民向陷入困境的孙科建议：“以抗日案起冯去张，除某之奥援；以剿共案划分若干军队属何，分某之实力；以均权案多用忠实同志于各执行部，改造某原有之局面，则大势可定矣。”（注：胡汉民致孙科电（1932年1月14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往来函电稿”第23册，第49件。原件无编号，册、件编号系笔者整理时所加。有些函电无具体时间。）其中，“冯”为冯玉祥；“张”指张学良；“某”指蒋介石；“何”指何应钦。这里，胡汉民把“去张”当作孤立蒋介石，除其“奥援”的重要手段。孙科从自身考虑，对“去张”策略不以为然，主张从缓。他在复胡汉民电报中称：“至反对张学良一节，在此全国抗日紧张之际，时效已过，似不必多此一举。”（注：胡汉民致陈融转李宗仁陈济棠电（1932年2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25册，第3件。）胡汉民再次去电，列出张学良对孙科的“不恭之词”，促孙“再虑之”，下定“去张”决心：“张（学良）四面拉拢，维宙之表示恐不足恃。观其致弟等元电，竟云要政尽弛，演成从来未有之现象，则其不怀好意可知。且对日绝交，而张不去，谁与我抗日？”（注：胡汉民致孙科电（1932年1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23册，第43件。）这里，“去张”已成为维持孙科内阁与抗日的前提。 不久，胡汉民等又得到情报称，蒋介石要把全国划为四个防区，“第一黄河以北，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副；第二河以南江以北，蒋（中正）正韩（复榘）副；第三江以南及闽浙，何（应钦）正（陈）铭枢副；第四两广，陈（济棠）正白（崇禧）副；而川湘滇黔赣鄂陕豫作总预备队。”胡汉民分析判断，蒋如此安排居心险恶，“以此庇张（张学良）、排冯（玉祥）、抬何（应钦）、制陈（铭枢），分拆西南，离间李（宗仁）白（崇禧）”（注：胡汉民致刘庐隐何世桢陈群电（1932年2月10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102件。）。他希望孙科及在上海的刘庐隐等人揭穿蒋的用心，引导各地坚决反对，尤以“反对蒋等庇护信任不抵抗之小张为最有名”（注：胡汉民致孙科电（1932年1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98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