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1-0074-05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的错误性质及其作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后的王明路线，只是在策略上犯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对此“应当全面辩证地看待”，因为王明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后，（还是）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中华民族的愿望和要求，担负起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责任。[1]那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王明路线是基本肯定还是应当全面否定？是王明路线错了，还是对王明路线批评错了？实际上，在现代史、党史学界，总是有一种倾向，似乎批评王明路线在抗日问题上的错误，会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作用。为了深刻认识王明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后所犯错误的实质及其作用，我想就评价王明路线中的几个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怎样评价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 有人认为，王明路线在“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和主张抗日方面是坚定的”，而且它们“提出的抗日号召和忠实执行武装抗日的行动，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着全国抗日运动的向前发展”，从而“担负起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责任。”[2]应当指明，那些犯“左”倾错误的人，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不抵抗的态度上是很坚定的，但坚定的抗日态度不等于有正确的抗日斗争的路线和政策，错误的抗日路线和政策不仅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相反会因脱离群众而造成抗日斗争的严重损失。 首先，王明路线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定位和抗日的认识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有关“宣言”及“决议”中，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主张“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和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3]“……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4]这样，从世界革命出发，“武装保卫苏联”成为头等重要任务。王明等根本无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忽视反对日本侵华的民族革命斗争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仍以阶级革命作为中心，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把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的前提，使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完全颠倒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无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和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内的分化，因而从认识到实践上完全脱离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不能给予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以正确领导。 其次，王明路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着全国抗日运动的向前发展”，反而“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5]他们要领导迫切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去“武装保卫苏联”；要抗日的群众在民族革命斗争中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而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觉悟，脱离了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6]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全面深刻地揭露了“左”倾分子脱离抗日斗争的实际，不懂得斗争策略、斗争艺术，而是不顾客观的力量对比，到处罢工、游行、蛮干。[7]他们“唯我独革”，不许党外有其他群众组织，不允许与自己的口号纲领不一样的抗日组织合作及其存在，结果只能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了我们。”[8]在“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中共在白区的组织损失惨重。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及北平市委、唐山市委、直中特委等均遭多次破坏。[9]上海等地下党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到1933年1月初，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根据地。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期间，中共上海局即遭到六次大破坏；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又遭到四次破坏；到1935年2月，上海局及下属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至此，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了100%。至于由于党组织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给抗日救亡运动带来的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10] 有的文章特别强调“对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力量和作用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11]并列举了这一时期党的活动，诸如积极组织力量参加抗日斗争，如支持上海抗战等；发表在三个条件下联合抗日；给满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信”；以及支持察绥抗战、福建事变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必须清楚，这些活动虽然也在抗日斗争中起过某些作用，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路线。 在实际斗争中，确实有些党的干部作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如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临委；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甚至包括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也写过两篇批评文艺运动中关门主义错误的文章。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也曾出现某些正确的主张和行动，但它并未改变“左”倾路线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事实，[12]也要看到，许多同志在实际斗争中也感到“左”倾错误的碰壁，并努力实现团结抗日的做法，“虽然当时这样做的人未必已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