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1-0073-10 中国知识分子从一战终结与五四运动开始到北伐与国民政府成立，为克服共和革命崩坏的惨状，重新摸索新的国家建设方案，营造了有关国家建设方案的话语空间，有所谓国民会议召集论、联省自治论、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等等。这些讨论环绕基于国民同意而建设具备正当权威的政治秩序，是知识分子与诸社会政治势力共同摸索与竞争的过程。 研究系知识分子是主导这一讨论空间的群体（注：研究系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中心组成的宪法研究会的简称，起源于立宪运动时期的宪友会，其主要成员由原进步党骨干组成。由于它标榜“无形之党”，没有政纲与支部，其具体范围模糊不清。它虽然作为议会内少数集团，但与段联合掌握内阁，并以新国会选举惨败而告终。但“研究系”这一词，还含有其他不同的含意。即‘权谋家’、‘书生集团’等包含贬意的某些学者型政治家集团。这里所谓“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指的是五四前后在话语空间上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集团，包括张东荪、张君劢、蒋方震、蓝公武等。他们在新国会出现后跟从政坛退出的梁启超，在秘密组织—松社的名义之下结集起来，筹办《时事新报》、《改造》，以此作为文化资源的基础，高举文化运动大旗，为人注目。参见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12页；谢彬：《民国政党史》，第68、182页；杨杏佛：《中国最近之社会改造思想》，《杨杏佛文存》，1929，平凡书局（上海书店影印本），第63-64页；朱升平：《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第236页；张朋园：《安福国会议员选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辑刊》第30辑，1999。）五四以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政客集团性的研究系中分离出来，在话话空间中，以职业代表制、联邦制论、合作社运动等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的一贯性，运用知识分子明确的整体意识和优越的文化资源，主导了这种有关国家建设构想的讨论。他们自任社会理性的代表，一贯主张缩小政治领域扩大社会的自律领域，但是他们最终不仅未能形成一种政治势力，而且还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是与军阀勾结的知识分子集团反遭抨击。（注：考虑到与他们竞争的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非常意料之外的。以胡适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势力间的密切关系；陈独秀通过国共合作追求组织政治势力。） 一 研究系知识分子文化权力的形成背景 研究系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文化权力著称。谢彬特别指出研究系的文化基础有：讲学社、尚志学会、新学会、共学社、今人学会等文化运动团体与《晨报日刊》、《时事月镌》、《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等报刊。他还指出他们从事文化运动的真正目的在于政治运动。谢彬的这种说法本身反映着他的政治立场，但也反映着话语空间对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理解，将他们视为凭藉文化资源与文化运动的潜在政治势力。 他们虽与政治集团不无关系，但是他们以五四运动为界，具备独立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建设构想。他们依靠文化资源获得社会的承认，实现政治理想，与陈独秀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竞争，形成一种文化权力。这种文化权力是理解研究系知识分子基本面貌的核心。 他们的文化运动，从梁启超隐退政界，宣言从事学术活动并组织松社开始。所以这决不是单纯隐退政坛，而是摸索新的替代政党政治的国家建设方案的结果。他们认识到缺乏具有理性能力的国民基础不能建设具备正当权威的政治秩序。他们接受了五四时期对国家权力及代议制正当性的怀疑，以及国民公决主义的新思潮，在极端扩大社会自治与极端缩小国家作用中寻求新的方案。 文化运动的这种意义在梁启超欧游后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他体会到要发展中国的政治，非得提高国民自治力量与实现国民公决不可。他主张中国要避免西欧出现的阶级与社会的极端分裂，图谋健全政治的发展，应当兼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来弥补代议制度，同时采用瑞士式国民投票制，实施地方自治制度。（注：梁启超：“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游欧心影录》）。）这是反思辛亥共和革命失败原因和西欧政况的结果。梁认为要运用代议制为中心的西欧宪政体制，需要基于市民阶级参与运用的集权的政治文化，而中国缺乏这种市民阶级与政治文化，故不能直接效法欧洲。梁氏特别针对中国政治文化指出：“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注：梁启超：《中国公学演说辞》，《申报》1920年3月15日。）他还说：“盖我国民之於政治积极的改良之兴味甚薄而消极的节制之势力甚强；社会上若别有一堡垒线为政治所不能侵入。”（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期，1920年10月15日。）他认为这种消极的国民性来自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农民最富於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但他同时不认为这种农民的保守性是一种绝对的弱点，只是由于军国主义代议制等集权性的政治体制不合于中国国情而已，应当选择职业代表制与联邦主义及自治制度。他大力提倡思想运动和国民的政治运动，认为市民阶级须在自己主动参与政治运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但是考虑缺乏推动这种政治运动的主体，又应当从普及知识与人格、改造国民的思想、提高人民的自决能力入手，准备国民运动的基础。（注：《发刊辞》，《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