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1-0019-05 关税自主权是一个主权国根据国家的需要，自行依法制定并实施国家关税税则而不被他国掣肘和牵制的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发起关税自主运动，并终于在1934年基本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史学界对此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问题的发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活动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京条约之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日益加强的侵略，随着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日益觉醒，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并提出修约的要求。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运动，无论是戊戌维新派还是辛亥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并终于导致了中国近代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翻天履地的变化之后，在思想上受到了空前的震荡。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逐步扩大起来。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则已达200万人左右。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荡涤封建主义，进一步启中国人民近代民族意识之蒙。而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无疑地也促进了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认知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席卷了全中国，表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高度觉醒。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结果。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等11项原则[1](P26)。1923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广州政府现拟收回海关用人管理权，本属正当办法。乃英人竟因此派兵占领海关，当此英帝国主义进攻最横暴之时，各区及地方同志应即召集全体紧急会议，筹备联络各团体发起剧烈的排斥英货运动，并通电全国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以恢复国家应有之主权。”[1](P153)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其宣言就明确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主权。“根据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关税之自主及由政府分配关税收入之议决案，本党以关税税律之自主为中国人民所应有之权利，国民政府应管理各水陆关卡之收入，而将此等收入存放中央银行，关税之行政人员应由国民政府委派，并采用特殊之关税税律，以发展国内之工商业及增加国内原料及物产之输出，而同时又能增加政府之收入，为清除种种中国内地商埠之商业障碍起见，政府宜取消不良之关税税律，同时政府宜征收船只入口之种种税收（如码头及载重等征收）。”[2](P41)从此，中国反帝废约民族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曾任职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莱特说，“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之中，顾理治总统(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表示他希望能够举行一次讨论中国领事裁判权和中国关税问题的会议，同时声明他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有利条件。英国和日本也已经逐渐体会到迅速行动的必要，以期使中国人相信他们真的抱有同情态度”[3](P457)，“早在七月间，中国苏维埃政府已经在广州成立……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党庇护下的极端爱国主义因素的形成，它激烈反对和列强作任何妥协，而高唱无条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正是在这种罢工、骚动、激烈排外运动、政治分裂和内争的气氛中，十二个国家的代表齐集在北京，和中国代表讨论中国税则问题，以及能够和必须用什么办法使中国代表得摆脱现行诸条约的税则和贸易条款所加给它的褫夺权利状态的问题”[3](P459)。1925年11月22日，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等团体发起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北京各校学生及市民面临枪弹的威胁，不怕流血牺牲，冲破警察的封锁，云集天安门，并通过关税自主案，主张“绝对无条件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如列国不能容纳此种主张，中国政府应即宣布解散关税会议，中国政府如依前条所述原因解散关税会议，应同时向列国声明，于极短期内自行宣布解除一切关税条约，实行自主关税”[4](P381)。 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下，在财政的困窘中，中国历届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不平等条约的修订要求。1927年1月，英国水兵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惨案，愤怒的工人及各界群众冲入那里的英租界。在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无条件地收回了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 民意、民力对于政治统治是举足轻重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警训，近代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现实，都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对人民要求强烈的关税问题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活动也反映了不断上升着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中国资产阶级自洋务运动时期诞生以来，就一直受着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倍受协定关税的束缚与摧残。处此惨烈环境之中，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他们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与其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协定关税是很自然的事。辛亥革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国货运动兴起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运动已具全国规模，关税自主的呼声随之日益高涨。 1918年12月，在巴黎和会即将召开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团体要求政府把握机会，争取关税自主权。上海是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国近代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上海总商会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团体之一，在全国有着领袖的地位。“国内工商界普遍关心的是废除协定关税、争取国际税法平等诸问题，上海总商会会同各业团体发出通电，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与议时力争达到目的，表示誓为政府后盾。朱葆三等还另发公电，陈述协定税则对国家的危害，要求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就全国生命财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改正税则问题，陈请各友邦还我主权，冀去积年抑压之厄。12月5日，上海成立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公举张謇为会长，朱葆三、沈联芳为副会长。刘柏森、虞洽卿、闻兰亭为主任办事员”[5](P427)。1926年6月11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全国商民，对于关税问题根本主张，完全自主”[6](P1313)。1927年3月31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上书国民政府，“本会为商业联合机关，愿与各业工人共同对外奋斗，首图收回关税自主之权，实施保护政策，以促国内实业之发展”[7](P190)。1927年8月10日，上海总商会函致入会各业团体，要求帮助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现行的片面利益的协定税则，就象立了一个卖身契，让这些条约国自由束缚宰割，丝毫不能动弹。甚至连关税行政权、税款保管权、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任免权，都被条约国剥夺净尽。因此必须坚决不承认向来由外人宰割的洋关，绝对不向洋关联系和纳税。为保存独立国家的资格和固有的主张，我们愿以血肉和生命来做主权的保障和政府的后盾”[5](P449)。1928年8月6日，上海总商会召开各业联席会议，虞洽卿发言指出：“组织商业请愿团，名为请愿，实即监督。当革命军来沪时，商界曾竭力协助，苟事成而不顾商民痛苦，是违反革命意旨；现在外货税轻，国货重征；外船保护，内轮擅扣；车运每车三十元者，现增至九百元；利率各国最大六厘，日本四厘，我国起码一分；海关主权操诸总税务司。”[5](P452)上海商界请愿团提出了包括关税自主在内的十项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