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执政初期，中国农村社会仍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延续的社会矛盾继续普遍地存在，同时，这一时期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侵袭，农民的生存环境更趋恶化，中共加强了在农村的政治动员，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国民党为了稳固其统治基础，缓解农村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文仅以浙江省为例，简要地探讨国民党为缓解农村社会矛盾所作的努力及所达到的程度。 一、浙江农村社会基本状况 概括地讲，国民党执政初期浙江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是：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失衡，粮食短缺；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民的赤贫；传统的租佃关系导致了农民生产动力的不足。 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浙江省土地与人口的矛盾非常突出，全省土地总面积共310621方里，其中平原区的面积不到山地和滨海区面积的一半，全省能生产粮食之地3896万余亩，而全省的人口据1928年民政厅的调查达20647896人，人口密度据邮局调查为每平方英里601人，在全国仅次于江苏，居第二位。（注：余绍宋：《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5册，第13页。）人多地少，必然产生粮食的短缺，浙江各县平时每年产粮有余并能供其它县的只有19县，能自足的有10县，其余则为粮食短缺县。据统计，在正常年份，浙江省的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8221143900斤，但如果遇到灾年，其产量有时可减五六成或七成，如192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为39060万石，1929年产量总数为33075万石，全省的粮食消费额每年需40162万石，所以1928年和1929年全省的粮食亏少总量都比较大，所亏之数除了靠一部分杂粮来代替外只能从外省调进。 自然灾害：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每年6、7月间是梅雨季节，6至9月间气候炎热，并往往伴有台风登陆，因此常有水、旱、风等自然灾害。 1928年，杭州、诸暨等34个市县遭到水、旱、风、虫灾害，受灾农田达88.25万亩，被灾人口达72.76万人，其中长兴、吴兴、新登、宁海四县因灾死亡193人，杭州、缙云、诸暨、义乌、宁海、武义、吴兴7个县被毁房屋8365间。1929年9月，临海、黄岩、仙居、海宁、玉环、乐清、新登、龙游等县遭水、虫灾害，粮食减产2000万石，饥民四处逃荒。1928年到1929年两年内，浙江遭水灾平均为33.5个县份，旱灾平均为14.5个县份，风灾平均21个县份，虫灾为30.5个县份。1933年6月，龙游、汤溪、桐庐、金华、兰溪、宣平等县遭大风暴雨侵袭，田地大量被淹，受灾1.6万余人。 1934年是浙江遭受旱灾相当严重的一年，许多县份两个多月无雨，海宁连续晴83天，于潜连晴120多天，宁波在4至8月基本无雨，持续的干旱使土地干裂，作物枯萎。此次旱灾的受灾范围遍及全省96%以上的地区，受灾面积达2179万亩，主要作物损失，估计为1.64亿元。（注：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浙江解放前五十年间的自然灾害情况》，《浙江文史集粹》（社会民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随着旱灾而来的是虫灾，有的地方则是先旱后涝，农民生活处境更加困难。 落后的租佃关系：浙江虽然自古就可称得上是全国较为富庶的地区，但长期以来落后的租佃关系严重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在农村社会底层的农民处境非常艰难。 浙江农民社会阶层大致可以分为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四类。有时界限也并不是非常明显，有的中小地主在监督雇工劳作的同时也参与耕种，有点类似自耕农；有的自耕农如果田地略多，自己难以顾得过来也雇长工或月工来帮忙，如果自己的土地略少，家庭人口又较多也揽地主的田地来种。 浙江农村各阶层在各地的比例有所不同，在衢县，自耕农占50%，地主占20%，佃农占15%，雇农占15%；在义乌，地主约占10-15%，自耕农半自耕农约占30%，佃农约占25-30%，雇农占15-20%；在鄞县南区，雇农占50%，佃农占35%，地主占10%，自耕农占5%。（注：孤芬：《浙江衢州农民状况》，《农民状况调查号》见《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第56页、129页。）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农民中佃农所占的比重最高，可占到全省农户的35%，半自耕农占33.6%，自耕农占23.6%，雇农占7.8%，佃农和半自耕农占到了全省农民的70%左右。（注：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5年，第15页。）这个比例说明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是很少拥有土地的，他们只得租地主的土地来耕作以维持最简单的生存，因此租佃关系构成了浙江农村主要的生产关系。 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定期承租，即在契约中讲明租用的时期；二是不定期承租，它虽未明确规定租用的时期，但一般普通佃农若不欠租，业主亦不得撤佃，撤佃须在事先一年提前通知；三是永佃制，佃者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有部分占有的性质。有永佃权的农民若无欠租情形，业主不得无故撤佃，但一般欠租满三年，业主可撤佃另招。在永佃制中，业主收租完粮，佃者耕作与缴租，双方都有田权，属于业主的称田底权（又称大业），属于佃者的称田面权（也称小业）。在浙江，农民的永佃权往往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得来的，其价格有的超过业主田底权价格数倍，取得田面者也可以将这种“小业”转佃于另一佃户，此佃户则须向大业与小业纳两重地租。除上述情形外，在浙江还有一种包租制，主要盛行于浙东地区，包租制是由包租人向大业主或公共租田管理者将田包下，并言明缴租数额，然后再转租与佃户，从中居间盘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