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1-0022-08 一、国史研究20年的回顾及国史学科存在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国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9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将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简要回顾了建国后30年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当时，客观形势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更加深入、更加明确、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于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中间邓小平、陈云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都提出过重要意见，还在党内四千人范围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过意见。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为进一步研究国史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胡乔木倡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组织专门的编委会，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先后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十多万人，至1999年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图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资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提议并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撰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负责联系和协调全国的国史研究工作。此后，当代所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2年，又以当代所为依托，成立了团结国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一切，标志着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登上了学术舞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国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人们对国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决议》的指引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国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不下百种，涉及国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集、资料汇编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书籍的陆续出版，使国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对国史研究事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一开始就给予了积极支持、热情关怀和亲切鼓励。1999年，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署、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召开《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央领导的指示，给予国史研究事业以新的更大的动力，使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国史研究尽管实际上已经存在了20年，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但对于国史研究可否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独立门户，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认识。而形成这种认识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学似乎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传统。 在中国悠久的史学长河中，确实存在过当代人只写前代史而不写当代史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某姓帝王的专制统治下，历史学家编写当朝的历史，颇多忌讳，难以做到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后再“盖棺论定”。另外，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种种不便。 现在，这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大多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写不写当代史仅仅是史家的事，人民群众并不关心；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并积极参与国是的人民群众，要求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希望看到当代史。最近，当代所进行的千人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了解国史的占98%，对国史感兴趣的占88%，便是有力的证明。况且，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乏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比如，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他写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重点写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5篇，合计占《史记》一半以上的篇幅，说它是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并不为过。 诚然，与研究对象相隔时间太近，容易造成史学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这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国史工作者的认识能力来加以弥补。何况，后代人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显得隔膜，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摒弃过去时代留下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