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并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外交活动 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包围、封锁与军事进攻，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外交工作上执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因此中共实际上只与苏联有来往，并且大都是通过共产国际进行的，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外交活动。 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17页。）。随后的斯诺来访，既是中共改变外交政策的产物，又为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曾专门研究此事，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大量时间与之交谈，详细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和方针政策。斯诺由此写出轰动世界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因此而传遍世界。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一是，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进行活动，也就有了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触的条件。二是，日本的疯狂侵华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当时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日斗争和辉煌的战绩，颇令国际社会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想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三是，自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后，有许多外国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相继访问过延安，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情况的介绍，在世界形成了一股“中国共产党热”，这既为世界人士认识中共、又为中共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本质，也看到了德、意、日法西斯肆行侵略引起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政治形势的深远影响，看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英、苏等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看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所出现的外交机遇，确认“外交政策的积极化”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大力开展对外交往。中共的外交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上，党继续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联系渠道主要有三：一是双方直接函电往来；二是通过派驻的代表（1940年3月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有王明、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1942年起是苏联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季米罗夫，中文名“孙平”）；三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苏联驻国民政府的大使馆、军事顾问等联系。 为打开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邀请外国记者、军人、作家、传教士等，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据统计，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友人有20批近百人次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形成对中共领导地区访问的第二次高潮。二是通过党在国统区的机构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外国人士接触。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都设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际宣传组和对外宣传组，成员有王炳南（组长）、陈家康、龚澎、王安娜等。他们经常造访外国记者、外交官，十分活跃。香港办事处更是党对外工作的一个窗口。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尤为突出。三是通过报刊宣传。《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的主要宣传工具。此外，中共在上海租界借用外商名义创办或利用进步人士创办的《每日译报》、《导报》、《译报周刊》、《评论周刊》等，在香港创办和利用进步人士创办的《华商报》、《华侨通讯》、《国际新闻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等，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敌后抗战进行宣传。中共还曾抽调人员组成海外工作团，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曾派王任叔、陆贻、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等赴菲律宾、印尼、槟城、新加坡、纽约等地协助当地华侨创办抗日报刊。四是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该会1941年10月26日——31日在延安召开，朝鲜、日本、越南、泰国、印度、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台湾、蒙古、犹太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代表130余人参加。会议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五是用援救英、美人员的实际行动增进与英、美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上海、北平等地的租界被日本占领，英美等国官员和侨民陷入困境。中共中央特就此发出指示：“英、美、日战争爆发，我党与英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对英美外交开始之可能与必要日益增加，因此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注：《中共中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90页。）东江游击队迅速进行了“港九大营救”，共救出80多名国际盟友；平西游击队从北平救出林迈克、班威廉等十数名英美人士。其后，敌后抗日军民又大力营救在空战中被日军击落或因飞机故障而跳伞的美军飞行员（前后共营救100多人）。这既表现了中共与英美真诚合作的愿望，又由英美人员在解放区的实地观察而将中共的真实情况带向英美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