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也完成了拨乱反正，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是，一门学科要获得真正的成熟，必须有其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从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逐渐重视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就20年来党史研究引入的新方法作一番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作一些前瞻，以促进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的发展。 一、取得的成就 我们知道，创新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中共党史学也不例外。而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党史学科的生命力被窒息了。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共党史研究明显滞后，特别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显得过于单一，方式陈旧，严重束缚了党史研究的发展。党史学科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而研究方法的创新则是实现党史研究创新的一条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史工作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大胆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引入了大量的新方法，初步改变了党史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进展。这些新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牒学、校勘学、编纂学等。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点，如厚古薄今等，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有规律可循的优秀成果，可以应用到党史研究中。近几年，党史工作者已逐渐采用这些传统的方法，编辑出版了大量包括已故和健在的领导人的文集、选集、墨迹、书信、日记、党的文献和专题资料，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历史报刊，为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素材。此外．中国传统史学提倡的治学严谨、规范的方法论传统，有利于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第二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方法等。在这些方法中，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得较为普遍，与党史研究的传统方法结合较好，取得的成果也最丰富。其他如心理学研究方法近几年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兴趣，有人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了毛泽东的个性或人格，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再如有人发现毛泽东个人的数字倾向是十分之一，即喜欢用十分之一的比例来划分好人和坏人，1957年全国大约有500万左右知识分子，因此，“右派”的人数就划为55万。（注：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出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果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认识。 第三类：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系统方法是一种从自然科学中总结出来的分析事物的思维方法，讲求从多侧面、多时空的网络交叉结构中认识事物，注重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以及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80年代初，系统方法被引入我国史学领域，在党史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以前大多数研究者从狭隘的眼界出发，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近年来，一些党史工作者把这一事件放在更广阔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考察，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的失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能把主要责任仅仅归结为陈独秀个人。正如著名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所指出的：“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注：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二期。） 第四类：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例如，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同类或不同类的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然后进行鉴别和推理，可以加深人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得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近年来，有人比较了李大钊、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异同点，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们各自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轨迹发展的认识；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思想的比较研究更一直是近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继续有蓬勃发展之势。他们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治国思想、民主法制思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科技思想等领域都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丰硕成果。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党史研究引入新方法的问题，虽已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在探讨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 1．受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功能制约。 近年来，虽然大多数党史工作者都已经认为党史学是一门历史学科，都力图按照历史研究的唯一标准“真实”来进行研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许多困难。因为党史研究的是当前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这一学科有现实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三大特征。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得不考虑研究内容的现实影响，必须自觉不自觉地对史料和观点有所取舍，有一些领域甚至还是“禁区”，或者研究时受到种种限制。这样做虽然能很好地发挥党史研究的宣传教育功能，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妨碍了研究者大胆采用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