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1-0071-05 1944年3月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在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时，有这样几段极为精辟的论述： “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 “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7、178、179页。） 周恩来这几段话，高度而概要地说明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乡村转变的历史过程，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不仅说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个发展过程，而且明确指出毛泽东的“乡村中心”思想是到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才明确提出的。周恩来说，“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毛泽东则是第一人。 同样的，笔者认为周恩来也是在1930年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观点的，时间稍稍迟于毛泽东，即在1930年8至9月间。其标志是：9月27日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的《组织报告》中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即乡村的观点；八九月间他首先提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将这个机构设在苏区，以“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并得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正式批准。这表明，从此中共中央已开始将党的实际工作中心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了。而作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周恩来，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都更具有全党意义。 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这个质的飞跃——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也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对此作些论述。 一、思想火花的第一次闪现——在抑制盲目暴动的同时，提出“农民割据”将形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方式” 周恩来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辗转回到上海，参加了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不久接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时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已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在其制定的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的指导下，要求各地盲目举行武装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由于周恩来回到中央工作不久，对整个形势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也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处事谨慎和临事善谋的特点，所以很快就觉察到各地盛行的盲目军事暴动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无谓的失败。 于是，他说服和努力争取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和他一起来制止各地盲目暴动的继续发生。从1927年12月初到1928年2月，他在代表中央给浙江、江苏、福建、江西、两湖、广东等省委起草的指示信中，指出他们送来中央的“暴动计划”“太不切实”，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军事投机”，体现了“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他强调指出，目前各地党的总任务，在城市是发展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而更应该“很艰苦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领导乡村农民斗争，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策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割据的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给福建临委的指示信》，1927年12月29日、30日；1928年2月16日。）。 1928年2月12日，中央常委召开政治谈话会，讨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问题。周恩来发言批评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悲观思想，指出我们的斗争并未停止过，特别指出农村割据方面的发生并还在继续发展。会后，即22日，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 不可否认，周恩来此时的认识也还很有限。他反对暴动是反对不顾一切地蛮干，强调暴动要具备主客观条件及周密的准备，这只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他提出了“农民割据”，但并未脱离“城市中心”，是主张用“农村割据”来配合“发展大城市的中心”。但是，他提出“农民割据”将形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方式”，这是党内此前还未有过的全新的观点，应该看做是周恩来思想发展过程中闪现出来的一次耀眼的火花，是非常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