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6-0039-14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执行了“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任务。在1967-1972年间，解放军先后派出了280余万名指战员担负此项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的决定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各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各地区呈现了大动荡、大混乱、大混战的形势，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交通严重堵塞，局势难以控制。为了制止上述混乱局面，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按照预定方针继续进行下去，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转述了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提出派部队警卫斗争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等人的会议，防止对立派的冲击的要求，指出“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二十一日十四时前答复”。[1]同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指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1]同日，林彪批示：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批文的第二天（1月22日），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高级干部：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林彪在1月23日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以为：军队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尽管左派不成熟，人数不多，也要支持。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公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夺权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2]《决定》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5.在全军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2]这个《决定》的发布，标志军队正式执行支左任务的开始。 毛泽东的支左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布后，全国各地群众组织纷纷要求军队支左。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3]，决定全军“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3]这是中央军委首次把“三支两军”这五项任务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向全军提了出来。在全国各省、市、地、县的党政部门均遭到冲击，原有的党的领导系统和政权体系基本瘫痪，局势大有失控的严重形势下，毛泽东要军队抽出大量的干部、战士投入地方“三支两军”，代替地方的党政领导，其动因和出发点是要军队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确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力图把“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减少国家的损失。 二、“三支两军”的组织与实施 尽管当时军队本身的情况十分复杂，军以上机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在搞“文化大革命”，进行“四大”，许多机关、单位亦处在混乱或瘫痪状态，军以下部队担负援越抗美和繁重的备战任务。但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遵照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人民解放军全军各部队把“三支两军”工作，作为当时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来完成。除进行战备、作战和部队必须的工作外，抽出主要力量投入此项工作。为了保证对全军“三支两军”工作的组织和领导，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了加强“三支两军”办事机构问题。决定在军委设立3个办公室，即支左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工作办公室，军训工作由总参、总政分管，不另设办公室。并决定：支左办公室，由萧华直接与中央文革联系；支工支农办公室，由杨成武、邱会作等组成；军管办公室，由叶剑英主持，吸收总参、总政及军委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参加。各办公室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负责向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办理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交办的事项。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规定，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把保证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入编制。这样，全军上下“三支两军”领导机关的建立，从组织上确保大批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