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演变 孙宅巍 近年来，日本一部分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势力，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其中，认为中国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随意变化”，便成了他们进行翻案活动的重要依据。1984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区15种书报、资料中30万人、42万人、20万人、几十万人、10万人、30～40万人等6种不同的数字，认为它们“如同恶性肿瘤般地不断出现，而且开始不受约束，随意变化”（注：［日］田中正明著、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页。）。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东中野修道教授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列举中外军事法庭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提出过的不完全相同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指责法庭“判决的内容”“不停地变化”，“不管其（按，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具体数字多少，只要能够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刑，也就达到他们的目的”（注：［日］东中野修道著、严欣群译：《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页。）。同年，日本退休职员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中，也列举中国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曾经出现过10万人、20万人、30万人、40万人和50万人等不同说法，诬称其为“将死亡人数进行夸大”，“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使得“有疑问的文件全都成了判决的根据”（注：［日］松村俊夫著、赵博源等译：《南京大屠杀大疑问》，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212页。）。上述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的谬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抓住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问题，大做文章，将事实诬陷为“谎言”，将谎言捏造为“事实”。 本文拟通过全面回顾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过程，论述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特点，以维护史实，戳穿谎言，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 30年代：各自叙述，原始认定 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攻击南京的日军便在南京及其近郊开始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这种屠杀，少至一二人、三五人、十余人，多至数千人、数万人。南京一时血流成河，尸塞街巷。差不多与日军屠杀暴行同步，其暴行的消息以及被屠杀的人数，便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内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震惊。其中，对于被屠杀人数的估计，不外三种情况： 一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的估计。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在沦陷后的南京住了5个月，于1938年6月逃出南京后，发表《沦京五月记》，内称：“据统计，到五月初，由红十字会掩埋尸身二十七万”（按，此说可能是将所有埋尸活动都记在了“红十字会”项下）（注：李克痕：《沦京五月记》，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连载。）；军医蒋公谷在南京城陷后，逗留城内两个半月，有《陷京三月记》之作，文曰：至1938年2月13日，被日军惨杀难民尸体，为慈善团体埋葬“编号登记的已有十二万具了”（注：蒋公谷：《陷京三月记》，1938年8月武汉出版。）；原南京守军营长郭歧，曾于城陷后躲入难民区3个月之久，他逃离南京后，将见闻写成《陷都血泪录》，在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文中慨叹：“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注：郭歧：《陷都血泪录》，《西京平报》1938年8月连载。）。 二是中国新闻记者根据寻访所得资料，作出的估计。其中，中央社记者经向1938年2月初逃离南京的难民寻访，报道“两阅月间，我市民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人之多”（注：中央社讯：《陷后南京惨象》，武汉《大公报》1938年2月20日。）。据记者范式之估计，南京自失陷三月以来，“被屠杀者，至少在十万以上”（注：范式之：《敌蹂躏下的南京》，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另一位中央社记者根据1938年5月对难民的寻访，也作出与范氏大致相同的估计。该记者在报道中称：“计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今年三月底离南京时止，留京同胞之被惨杀者不下十万人。”（注：中央社讯：《南京同胞惨遭蹂躏》，见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页。） 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根据自己的见闻作出的估计。美国《每日电讯报》于1月下旬报道称：“一位传教士估计南京一地被杀害的人数达2万”（注：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则在其名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引用一位外侨于1938年1月10日写成的书信资料称：“实则据掩埋的统计，尸体共达四万具”（注：［澳］田伯烈编著、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版，第58页。）。 纵观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多来自留城难民与外侨的个人叙述，对死难人数的计算带有原始的、直观的性质。其特点是：数字多样，差距悬殊，渠道多元。其估算人数少至2万人，多至27万人，中有4万人、8万人、10万、12万人等多种表述。应当承认，这些来自不同身份、不同国别的人士所叙述的情况，都出自其自身的所见所闻，都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现场某一局部或某些局部的真实状况。这些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各不相同的估计，为日后的科学估算提供了珍贵的前期信息。但同样也应当承认，上述的人数认定，由于时间紧靠南京大屠杀事件，人们还来不及对源于多种渠道的消息加以分析、消化和整理，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都不能单独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全貌的完整的科学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