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这是建国初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建国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如果对这一时期做一番深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种种“左”的苗头已经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以致在国内外各种气候条件影响下，酿成1957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越来越“左”的行为。搞清楚“左”的倾向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现实意义。 一、“左”的思想历史根源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左”的失误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上，而这一错误的思想历史根源又是源远流长的。 尽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民粹主义的烙印。这一点，在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身上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其中，又以毛泽东表现得最突出，影响最大。“民粹主义一般有两个相互结合的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这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如果说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命运是悲惨的，那么它在中国则很幸运。由于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战略家头脑，由于中国特定国情，隐含着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获得了成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再受各个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中国，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地主、官僚被彻底打倒，工农阶级扬眉吐气，经济收入、财产分配、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甚至在称呼、礼节等各方面，都和解放前的社会倒了个。尽管带有某种虚幻和盲目的色彩，但这确实是充满了理想和期望的开国时期，是经由了一场荡涤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新气象的胜利时期。然而，在这一片歌舞升平的新气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危机：对知识分子的排挤和歧视。 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作过许多论述。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对自己作过一次解剖。他说：“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里，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农民运动的雄伟力量，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以及自身经历，使毛泽东完全地站到了农民的立场上，并把农民的行为理想化了。而对农民理想化的结果，则是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偏见。 当然，对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也并非视而不见。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演讲时就说到：“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太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改变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偏见。也就是在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接着就说到：“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确实，和工农劳动者比较起来，在当时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更难适应一些，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更为复杂一些，也更容易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而为当时的军事共产主义所不容。这种现实状况更加深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 在中国，知识分子，就其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依靠自己的脑力劳动为生的，理应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但是，在民粹主义和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双重影响下，同时也由于中国革命现实状况的局限，知识分子却被戴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成了被改造、被教育、被团结的对象，从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的悲剧。 二、“左”的苗头及其发展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 1951年9月，我国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首先是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的。这年9月下旬，京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三千多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京津两市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现身说法，从自己的家庭谈到当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心内容是要知识分子把立场从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注：参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71页。）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样，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的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相继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