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绥远抗战，轰动一时。此役起也快，落也快，从11月中旬打响，到12月中旬骤停，前后仅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过去有关档案披露得比较零散，因此关于此役如何发生及经过情形，何人主导，何方参与，乃至结束的原因，也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傅作义受中共宣传影响而揭旗抗日者，也有认为战役乃由蒋指挥，并有中央军直接参战者。（注：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0页；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45-249页。）由于绥远战役打响后蒋急匆匆赶赴西安，结果遭遇事变，绥远抗战亦停止于同时，于是也就有了关于西安事变是否影响了绥远抗战进行的猜测。而随着台湾蒋中正档案和阎锡山档案相继开放，绥远战役为蒋介石幕后主导一事已经证实，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贡献颇大，惟已有的研究对于蒋介石意图的说明尚嫌粗略，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颇多分歧。（注：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印行，第474页；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2000年印行，第279-280页。）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再综合徐永昌日记，以及阎锡山和蒋介石个人档案，做另一种诠释和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的原貌，对解释和澄清绥远抗战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对蒋介石发起和中止此次战役的目的的说明，能够更为准确。 绥远抗战之酝酿 1935年，日本接连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和丰台兵变、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后与其达成“大滩口约”、“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继占据中国东北三省与热河省之后，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对中国河北、察哈尔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且极力推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实行自治，为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创造条件。此即所谓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军方试图制造“华北国”，逐渐蚕食和分裂中国北方各省的强烈野心，而日本官方这时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更是使正在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因此，面对日本步步进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认华北自治的强硬态度，一向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改善中日关系抱有期待的蒋介石，已不得不借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机，委婉地表示中国不会总做无限制让步与妥协，同时暗中开始加紧对苏接洽，准备万一了。（注：有关蒋介石1935年秋终秘密接洽苏联，密谋与苏联缔结互助军事协定的情况，可参见拙作：《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版。） 进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策动下，一度风声鹤唳、高度紧张的平津地区一时归于平静。而属于日本关东军目标范畴之内的察绥地区，却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深受“满蒙计划”影响，以控制经营整个满蒙为目标的日本关东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地区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注：《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注：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133页；《傅作义致蒙藏委员会电》，1936年2-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4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336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自然渐趋紧张。 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注：蒋介石至2月下旬始开始重视晋绥防务，但军费亦仅增至每月30万，工事费连同山西在内允拨150万，争取添至200万。但事实上这一许诺到7月仍未实现。转见《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册，第376页；《赵丕廉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89-1690页。）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注：《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一月漾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35页。）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故蒋深信，苏联绝不会无动于衷。在蒋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更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因此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了。蒋的计划是：“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苏关系破裂，“如倭能还我满洲之权，则先与商谈对俄协议，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则取消塘沽协议，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注：同上引，《困勉记》1936年3月31日，5月9日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