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红军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性转变。时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洛甫）和红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等直接主持、领导了这一复杂而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工程。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贡献，理论界、学术界作了较多的论述和很高的评价，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是，对这一时期张闻天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地位，人们却不甚了解，学术界也较少论及。本文拟就此作一论析。（注：对本课题的系统的研究，前此尚无人做过。对此有所涉及者，主要有：程中原：《张闻天的军事贡献》，《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李云龙：《张闻天与抗战初期我军的战略方针》，《张闻天研究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可参。） 一 战略转变任务的提出和军事运行机制的调整 在中共领袖集团中，张闻天是首先对中共和红军提出战略转变任务的人。（注：此前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际七大精神，发表《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对统一战线作了新的解释。但因中共中央此时正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电报联系中断，并不知悉此一情况。）1935年10月，中国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面对日本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时局发展的新的情况和特点，张闻天敏锐而及时地对中共和红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10月22日，张闻天在陕北吴起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标志着长征任务的最后完成，“应使战斗员了解，一个旧的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新的战略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把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注：张闻天选集编辑组选编：《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揭开了红军战略转变的序幕。 11月3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北移瓦窑堡“安家”。到瓦窑堡后，张闻天便全力投入战略策略的转变工作。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军事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注：《瞭望》1990年第35期，第18页。）根据此一精神，当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及《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两个文件，对统一战线策略作了新的解释，强调和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都应该联合起来”，以“一切斗争方式”来展开抗日反蒋斗争。（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指出：目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任务，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注：《张闻天文集》（二），第9-10页。本段其余引文出处同此。）文章打破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严重局限，明确地提出了“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并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的策略思想。文章强调，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是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共产党和红军决不拒绝和他们订立作战协定，必须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同盟者，大胆地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以上情况表明，张闻天在启动中共和红军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策略转变的开始，即敏锐地预见到了红军战略转变的方向、道路和原则等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为这一转变勾划了基本的轨迹。 在红军的运行机制方面，针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着的战略任务转变的新问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暴露出来的红军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张闻天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 首先，关于红军的领导机制，在张闻天的主持、领导下，作了重要的调整和改善。鉴于博古、李德过去在军委工作上实行的那种个人包办一切、压制不同意见的“极端的恶劣”的领导方式（注：《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张闻天主持工作后，立即在军委中果断、坚决地建立集体领导制度，并将这一制度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在湘、赣等地活动的红军二、六军团等中去，令其“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注：《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1935年2月11日），《文献和研究》1995年第2期。），指出：“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注：《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以杜绝党或军队首长个人说了算的弊端。 其次，在党和红军的关系上，张闻天明确、坚决地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即已明确要求：关于“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问题，军委必须提交党的中央分局讨论。（注：《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张闻天再次反复地强调了党对军委的领导，重申：“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注：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这一规定，既保证了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及对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权，又保证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军委可以全权决定、决断专行，随时机动处理瞬息万变的军事情况的独立机动的指挥权，从而使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与军委的具体的战斗指挥权二者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显然，这是红军建设上一项具有巨大意义的举措。 再次是关于红军军事领导人的拔擢问题，在当时频繁而紧迫的战争条件下，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以后（注：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方当选为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者。），力排种种异议，经他多次提名而使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连续擢升，并最终成为中央红军军事指挥上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红军指挥圈中的地位，遵义会议后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遵义大捷后，经张闻天提议上升为“前敌政治委员”（注：《遵义会议前后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在打鼓新场，又经张闻天提议而进一步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注：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19页。）。对此，杨尚昆（时为红三军团政委）写道：“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注：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8月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考虑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就要会合，1935年11月初在下寺湾，张闻天又以中共总负责人身份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提名毛泽东为西北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进入红军指挥圈并迅速上升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使红军在军事指挥上获得重要的有生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的扶助和支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注：参拙文：《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历史作用及地位的重新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