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6-0093-06 中外历史反复证明，舆论宣传是关系到政治斗争、社会建设、国家兴衰的大事，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马克思语）。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围绕“中国向何处去”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此重大转折关头，国共双方都加大了舆论宣传的力度，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双方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并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斗争特点而引起国内国际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论述。 一 围绕“受降”和“邀请”，国民党大张旗鼓地展开攻势，争取主动；共产党据理力争，揭露真相，坚决回击 伴随着抗战胜利，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上加紧抢夺胜利果实的同时，加大、加强了政治舆论宣传的力度。其宣传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维护国民政府的“法统”，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地位，以配合军事上的受降，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重庆谈判之前，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主要围绕着“对日受降”和“对共邀请”展开。在受降问题上，国民党着重宣传和指责中共受降违反了军令政令统一，是非法行为；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后，国民党“假戏真作”，掀起了政治宣传的高潮，大力宣传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动”与“真诚”，以赢得舆论，争取民心。 抗战即将胜利，国民党加紧抢夺胜利果实，在美国的帮助下，抢占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发出三道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要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企图以此阻止中共参加对日伪军的受降。蒋介石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如果让中共的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无疑有利于中共发展武装，扩大解放区。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理所当然有受降的权利，朱德总司令果断命令解放区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如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此举，使坚持垄断受降权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责朱总司令的命令是一种“唐突非法之行为”。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严厉斥责共产党忽视蒋委员长对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并宣布“委员长的命令必须服从，违者即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置”。[1](p376)同一天，杜鲁门发布了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应向委员长投降”。因此，国民党大肆宣传此次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指责中共破坏了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企图以盟军规定压服中共，阻止中共受降，同时为国民党军队“接收”，抢夺胜利果实，争取舆论支持。 在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演变，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从8月14日，蒋介石第一封邀请电发出，国民党掀起了舆论宣传的高潮。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当蒋介石发出邀请电后，《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作，制造空气。”[2](p417)显然，“假戏真作”是建立在毛泽东不会来渝谈判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发动宣传攻势，对中共施加压力。8月16日，《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的位置用大字标准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尅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8月21日，又以同样的手法，以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刊出了第二个电报。8月24日夜，中央通讯社新闻报道中报道了“蒋主席三电延安，敦促毛泽东来渝”的第三个电报。25日《中央日报》作了登载。与此同时，《中央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极力标榜国民党和谈的诚意。8月21日还发表了《内争不容再有》的社论，宣称：“我们要请毛泽东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战，以事实来慰籍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希望毛先生能应邀翩然来渝，不特把久悬未决的中共问题，于开诚倾谈之下，得到合理解决；同时为今后急待展开的复员建国工作，立下一个协力共进的基础，使多年来国人所企求、政府所努力的国家独立与统一，收其功于旦夕之间。”8月22日，该报又以《论受降与复员》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建国能否迅速成功，系于统一团结问题能否立即解决，而统一团结问题的能否解决，便又系于中央的是否愿循政治解决途径，而消除其武装割据之局。现在蒋主席已一再电促毛泽东先生来渝，共决大计，但毛泽东是否肯来，仍有待事实证明”。国民党报刊及通讯社配合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动宣传攻势，将“邀请”与“和平”的调子越唱越高，其态度一次比一次迫切，一次比一次诚恳，甚至飞机已准备好，正待命而发。事实却是，8月23日，蒋介石发第三封电报时，还对周围部下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3] 国民党大谈“和平”、“团结”，在宣传上误导舆论，一些报刊也跟着附和鼓噪帮腔。8月22日重庆《大公报》社论提出，“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并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盛赞蒋介石的邀请电“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要毛泽东“不吝此一行”。[2](p27)蒋介石主动电邀毛泽东谈判，迎合了渴望和平的人们的心理，人们普遍期盼和谈成功，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舆论界对蒋介石邀请之举表示出热情和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