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中图分类号〕K258.2,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5-0118-07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延续近千年的科举制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的内涵与底蕴。清季内忧外患频仍，国人亟亟寻找应付方略，尚武倾向开始出现。咸同时期，湘淮士绅便已“嚣然喜言兵事”。谭嗣同尝评论说：“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傲，各省争慕之。”[1]李鸿章在凭借淮军实力发达之后游孔林，所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2]一语，更是透露出了文武弛张的消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在稍后的改良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开启了20世纪初国人鼓吹“力本论”的先河。梁启超为找回丧失殆尽的尚武精神，曾专门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希望中国的武士道“魂兮归来”[3]。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人从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变化，尚武之风盛行，军人地位飙升。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与此相关的是文人实际地位的下降。20年代初，于右任鉴于文武关系变化的现实尝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4]

      然而，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生，中国的政治语境出现新的变化，文武关系在清末民初走了一段脱离传统的“新路”之后，明显地表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注：以往学术界较少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罗志田先生《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一文对此问题作了探讨，其研究方法及结论对于重新认识北洋时期中国政治的变化具有启迪意义。但正如罗先生所言，他的文章引用的主要材料系杨萌杭发表在《申报》上的时论，因而只能从“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于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角度立论，不无局限。而且，由于所使用的《老圃遗文辑》基本上只辑录了杨氏1924年以前的时论，无法对最接近北伐发生前两年的变化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述，从时间上讲，文章副标题中的“北伐前数年”并不周延。罗先生本来写的是“读史札记”，刊登出来却成了“专题论文”。罗先生治学严谨，认为学术论文不能仅靠一两本资料写就，并指出此问题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受罗先生高论启发，草成这篇续貂之作，请识者批评指正。）

      第二次直奉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规模空前的，战争初期双方动员的兵力达42万，使用了陆海空三军，战争过程中，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向前线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的方式和技术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立体战争。[5]这次战争产生了文武关系弛张变化的新的语境。

      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人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通常，战争的破坏程度是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成正比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既然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并且规模宏大，它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也必然是空前的。《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揭露说：“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生命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6]这次战争对于国家人民的祸害，就连作为参战一方成员的张作霖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一份通电中说：“国人苦兵祸久矣！年来川、湘、桂、粤，十室九空。益以本年旱涝为灾，又延亘十余省之广，哀鸿遍地，惨不忍闻。此在稍有人心者，宜如何悲悯哀矜，力谋拯救？”[7]

      其次是直系在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对“武力统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产生了怀疑。虽然自治思潮不断激起地方自治运动，但国家应该统一仍然是国人重要的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下，自治只是统一前提下实施政治统治的一种方式。在实现统一的具体政策上，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从南方打出“护法”旗帜，自立政府，中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之后，先后掌握中央政权的皖系和直系军阀都主张以“武力”作为实现“统一”之手段。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武力统一”政策再度破产，也使人们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当时有人这样分析说：“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今且以一念之私，蹂躏东南，破坏东北，连天烽火，举国骚然。武力统一之妄想，为祸之烈，至于如此。袁世凯地下有知，当亦自悔作俑之罪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