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榛树(1966-),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讲师,哲学博士,从事哲学研究。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科社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01

原文出处:
理论探讨

内容提要:

在1921-2001年这个跨世纪的80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一是成功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二是以自己的初步实践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三是成功地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四是全面推进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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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4-0012-04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强制地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起,中国的现代化已有160年的历史,但是,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现代化起伏不定、徘徊不前的局面才得到彻底的改变。在1921-2001年这个跨世纪的80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现代化启动时间的不同,可以把现代化分为早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而由于现代化动力的最初和主要来源的不同,又可以把现代化分为内源现代化和外源现代化。一般来说,早发现代化国家常常是内源现代化国家;同样,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常常是外源现代化国家。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还游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按照一种“王朝循环”的传统轨道缓慢地向前发展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被外来力量强制地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虽是一种外源的现代化,但当时的外来力量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再加上中国自身又缺乏强大的内部变革因素,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一启动,往往就会出现中断现象,这使得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曾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样“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同时加深、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同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之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是以共产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启动而告结束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结果纯粹是历史的偶然,并把它归结于一些外部的历史因素,如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支持等等。但实际上原本十分弱小的共产党最后能够战胜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启动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因为:第一,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国际条件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使处在长期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其次,从中国的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来看,当时国内政治分裂危机造成的内部混乱,与世界资本主义从1914年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性危机引起的外部混乱,是同步而行的。这就决定了成功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是内乱和外患问题的解决。可是,国民党只顾自己的利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竟然喊出“攘外必须安内”的口号,所以它根本不可能解决外患问题,因而也不可能解决内乱问题。再次,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基本力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它虽然不可能像早发现代化国家自下而上的自发进行,但广大劳动人民依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可是,国民党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代表者,他们只依靠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最后必然为广大人民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一是代表了新的现代化方向;二是依靠了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力量,即广大劳动人民;三是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这就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启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能够成功地启动中国的现代化乃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即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现代化不仅不是它们的基础,相反要成为它们的奋斗目标。于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曾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十月革命胜利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权威”就诬蔑苏维埃俄国的建立“像一个怀孕的妇女疯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的早产”[1]。在中国革命史上,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曾鼓吹过“二次革命论”。

      然而,这些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对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到底孰先孰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列宁早就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清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2]我们知道,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变过程,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它们面临着追赶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艰巨任务,如果再依靠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变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权力因此要相对集中于国家。还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起步已不可能、也不应当像早发国家那样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对外掠夺或者是非法的贸易来取得资金和资源,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农业,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现代化起飞的最佳选择。此外,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是难以想像的,而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所以并没有能够亲自充分地实践和证明上述理论。不过,后来在斯大林的继续领导下,苏联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二战前夕,就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11倍,在欧洲排第一位,在世界占第二位[3]。苏联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初步证明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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