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11-0072-0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发生的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本文对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害进行初步分析。 一、在革命形势分析上，认为“不断高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1928年毛泽东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但是，“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不切实际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5页。）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说：“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各地农民暴动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暴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他对革命形势过高估计，对各地武装起义领导人分析当时的形势起了一个错误的导向作用，使有的起义没有正确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戴季英总结黄麻起义经验教训时说：“工作上有某些盲动主义的错误。”（注：中共麻城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黄麻起义》，1987年版，第113页。）王树声说：“没有适时地主动地把领导中心和工农革命武装的主力转移到农村。”（注：中共麻城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黄麻起义》，1987年版，第144页。）不仅如此，甚至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武汉反动政府“派一个团不敢来，派两个团打不进，派一个师未必有”，“农民政府可巩固了”（注：郭家齐：《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因而对敌人反扑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致使12月5日敌人反扑黄安城时，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副总指挥刘光烈、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牺牲，起义军300多人剩下72人，被迫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在皖西地区，1927年10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不顾六安农协会只有一千余人，武器只有10支枪，而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势力强的实际，要中共六安特委立即组织农民暴动。六安特委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执行省临委的错误指示，使一些同志受到处分。1928年3月，中共河南省临委指示六（安）霍（山）县委以六安为中心立即举行暴动，六安县委认为条件不成熟，应继续开展抗租反霸斗争，争取群众。这些正确意见被河南省临委斥之为“改良主义”。3月18日，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对反动势力估计不足，加之没有作好充分的群众工作，中共河南南五县特委发动的大荒坡暴动失败，特委书记汪厚之等28人壮烈牺牲。 党的六大指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但是，1930年5月，李立三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月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的战略总方针。”（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李立三“左”倾错误使鄂豫皖根据地也受到一定影响和严重损失。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发展，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的进攻路线。在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以后，就一直认为“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了”，叫嚷“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在其“左”倾错误领导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明积极鼓吹“中国革命高潮”，“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要“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和“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二、在阶级关系问题上，加紧反对富农、中农 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党在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党的“六大”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党的六大还指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并指出反对富农的斗争要根据富农的态度。“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之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但是，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指示中提出：“肃清富农的路线……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96页。）在这种“左”倾政策指导下，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7月提出“坚决反对富农”的口号（注：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在经济上实行大量的征发，并没收富农的一切土地。六安六区和霍山三区发生打倒富农，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富农赶上山头上去开垦等过火行为。由于“加紧反富农斗争”，致使农村阶级关系紧张，富农强烈不满。1930年秋，黄安县发生地主和反动富农煽动落后农民群众“反水”（反对共产党）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