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6-0099-04 学术界在研究宋庆龄的成果中，大多数着眼于探讨她是如何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地实现由民主主义战士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的思想历程，对她的外交活动，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着墨不多，尚无专题论文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些粗浅探讨，以求斧正。 国民外交又称民间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与政府外交相互补充，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寇深祸亟、民族存亡之秋，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倡导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侵华还处于局部阶段，加上国际上弥漫着绥靖主义情绪，南京政府虽通过官方渠道把中日冲突诉诸于国际社会，但西方各国反应冷淡，中国抗战几乎处于孤立无援境地。有鉴于此，宋庆龄在参加国内救亡运动的同时，又利用其在国际上享有的良好声誉，努力争取国际声援，积极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强调日本侵华也损害了英美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抗战也是为世界人民而战，呼吁各国积极援华制日。为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她运用自己广泛的国际联系，把反对日本侵略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1932年8月，世界进步人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为主席。在宋庆龄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这个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并议定派副主席巴比塞率团来华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以正义公道的立场揭露事实真相。大会还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任命宋庆龄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揭露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进攻弱小国家的阴谋，全面阐述了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理由，她呼吁“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这次大会。”[1]翌年9月，在宋庆龄的推动下，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英国的马莱勋爵、法国《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等中外人士65名。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会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等文件，这些对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最后宣告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远东反战大会的召开，给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抗日的中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莱等国际代表回国后，对远东反战大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使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正义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大会也是宋庆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把国内反日斗争和国际反帝斗争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宗旨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2]。在宋庆龄主持下，同盟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把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曾竭尽全力营救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牛兰夫妇，并对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这就使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互相支持，有利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系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为中国争取最广大的同盟者。1932年2月，宋庆龄致电高尔基，希望他向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高尔基随即在《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坚定地表明他的立场，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准干涉中国”[3]。1933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世界反帝大同盟主席肖伯纳到达上海。由于他十分敬仰宋庆龄的高尚品格，行前就打电报给她要求会见。宋庆龄亲自到码头迎接并在寓所宴请他，就抵抗日本、制止侵略与他交换了看法，主张以革命战争制止侵略战争。作为一个为世界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国际著名人士，肖伯纳的来华，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外记者纷纷报道他来华的情况，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还以她为桥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国的抗日斗争。如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等人就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抗日救亡和世界和平事业中去，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一条特殊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二、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国民党主要是以政府名义、通过官方的途径向国联和各国政府寻求援助。共产党则主要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方面得到一些援助。但国共两党当时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卓有成效的争取外援的机构。于是，成立一个民间的援华组织，与各国友好团体和个人接触，寻求各国上层社会和民间组织援助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宋庆龄肩上。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接受中共的建议离沪去港。她一到香港，就以政治家的气魄，决定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成立一个沟通海内外、支持长期抗战的组织。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其宗旨是争取“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4]，成员皆为国内外著名人士，如尼赫鲁、赛珍珠、爱泼斯坦、英国驻港教会大主教何明华及孙科、冯玉祥、廖承志等人，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组织。“保盟”一经诞生，就“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5]由于宋庆龄的大力推动和积极参予，被推选为“保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