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1)03-0061-05 一、关东军的“内蒙工作”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即侵占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1932年3月，由日本侵略者策划操纵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完全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推行其“内蒙工作”。所谓“内蒙工作”就是日军在侵占热河和发动芦沟桥事变期间，关东军直接负责策划的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将内蒙古西部地区（当时包括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部等）纳入日本侵略势力范围之内，扶植建立伪蒙政权，从而侵占内蒙古的阴谋活动。“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全境，并置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关东军对“内蒙工作”之开端。同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订立“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不但正式承认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占领，而且进一步把绥东、察北等地划成了日本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这个协定打开了日军进而侵占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大门。其实，日本侵略军夺取热河后不久，旋即进犯了察哈尔地区。当时，东北军崔兴武旅的李守信投降了日本方面，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进犯了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次日，占领察哈尔重镇多伦，便在日本人的指导下，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由李守信任行政长官。这样，与热河省接壤的察哈尔的一隅落入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根据地。关东军参谋长在《并电第545号》（1933年5月5日）中对“内蒙工作”的初期意图做了如下说明：“以后指导该军，按照既定方针在察哈尔东境一带扶植亲日满势力，在建成对抗敌对势力的缓冲地带的同时，逐渐使其势力向乌珠穆沁方面扩张。”[1]同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又提出：“要指导和促进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挤苏联与中国势力进入的自治政权，使外蒙古逐渐摆脱苏联羁绊转为亲日满。”[2]对于紧连热河的察哈尔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主要依靠平和的文化工作，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密切使之自发导向亲满，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3]关东军这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方针，最主要的是由于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反满活动十分激烈。这时关东军的首要任务：一是尽快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二是保证与伪满相联的察哈尔地区的安定。“从整体上看，其内蒙工作的方针是消极的。”[4]特别是在西部内蒙古建立亲日的自治自权问题上，一方面想促进建立排斥苏、中势力的自治政权，另一方面又害怕自治政权建立后会导致东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而脱离满洲国。由此可见，关东军的“内蒙工作”意图是巩固伪满洲国西南边境，形成对苏进行战争时阻止苏军由外蒙古向东北方向南下的形势，同时得到向外蒙古和华北扩张的立足点。 但是，当时在现地负责“内蒙工作”的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对关东军参谋部的以上方针不予理睬，而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立蒙古国的意见》，并开始实施。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对于建立“蒙古国”的必要性，松室孝良认为：第一，可以使日本对苏或对华采取军事行动时更有利；第二，可以使日本经济圈扩大；第三，可以促进日本“大亚细亚政策”的实施，提出要建立“环绕中国外侧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西藏国的国家联盟，迫使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结盟。并且通过该环状联盟给以外蒙、中央亚细亚、波斯、印度、安南等政治上极大影响，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帝国成为真正的盟主”。[5]对于建立“蒙古国”的可能性，松室孝良提出主要有蒙古民族意识的复活与对汉族的反感，与清朝的历史关系和对溥仪的敬慕，蒙古族是天生的骑兵，西部蒙古是完整的蒙古族聚居区以及历史上大元帝国的传统和喇嘛教的影响等。按照松室孝良的计划，蒙古建国的时间用三年完成，行动从当年冬天开始，具体做法包括聚集蒙古人才、培养蒙古将校、培养优秀的日本人指导官、设置推动各蒙旗奋起的秘密联络机关等，所需经费为14.8万日元。甚至他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6]松室孝良的“意见”得到了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日本政府的确认之后，对李守信的旧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并且对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的王公总管加以笼络。10月间，松室孝良招集蒙古王公，在多伦召开了蒙古代表会议，表示要支持内蒙古“建国”，帮助“复兴蒙古民族”，企图实现其分裂中国“以华制华”的罪恶目的。 松室孝良如此“过于深入的蒙古工作，特别是进行政治工作”，与关东军参谋部的上面所述之方针发生冲突，关东军参谋部害怕松室孝良的行动危及其巩固满洲国的中心工作，遂把他调离承德，转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1934年1月24日，并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察施策》，进一步强调：“力戒无视国际情势的露骨的活动和惹起内外视听的急进措施”，其方针是：“将来要准备和指导察东及锡林郭勒盟，使其首先在经济方面自发地成为与满洲国具有密切关系的行政区域，以利于满洲国的统治及国防；同时要使其成为对华北及外蒙古采取各种措施的根据地……，此外，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施策着眼点还放在“经济文化方面”，“军队工作要隐密进行”。但是，松室孝良于1934年2月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工作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虽然松室孝良在“内蒙工作”上与关东军参谋部发生分歧，但他所制定的计划后来却由关东军的其他人实现了。因为这种分歧仅仅是工作步骤上的分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