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的时期，也是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生死搏斗的时期。斗争的结果是：号称强大的国民党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土崩瓦解，溃败到台湾一隅苟延残喘；共产党则以弱胜强，天随人愿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关于国共两党的成败得失，人们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图运用心态史学、比较史学的理论，对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产生的思想基础、发展状况及重要影响作一剖析，以揭示出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并借此机会求教于大方。 一、长期积淀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民众反蒋拥共的思想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满清政府，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得遍体鳞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处于瓜分豆剖、任人宰割的境地。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到了即将亡国亡种的紧要关头。饱受外国侵略者凌辱和摧残的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全民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精彩地描述了中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伦理道德的人民。两千多年来，他们对团体的忠诚超过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当他们最后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并下定决心，认为为国家而战是正当的时候，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那种精神，会使全世界感到惊讶。”（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日记》第89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正是依靠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情感更为强烈。谁顺应民心，谁就会赢得人民的爱戴与拥护。 为了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府，蒋介石不顾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奉行勾结敌伪、献媚美国、出卖国家利益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炎黄子孙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利用敌伪力量，控制大中城市。8月11日，蒋介石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要求“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收复失地；命令沦陷区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收编。”（注：《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13日。）8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致电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军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受为止。在此期间内，绝对不得交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会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员。”（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司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据此，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注：〔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为了利用日军抵抗八路军，蒋介石把冈村宁次当成座上宾，百般照顾，到后来则将其无罪释放。对此冈村宁次心满意足，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到：“降服以来，我还能继续在官舍生活，并有专用汽车。三餐中有一餐是面包，自昨日起面包不好买，但其他食品，仍由炊事员去市场购买单做，一切没有变化。”（注：〔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搜罗了其他战犯，如原日本第十三军参谋长土居光夫等，组成国防部第三研究所，专为反苏、反共提供情报。 据统计，华北地区日军除由八路军缴械者外，在美军及国民党军控制地区的共有26万余人，有94%没有缴械，大多变成了“剿共”的第一线兵力。仅华北和江苏北部因抗拒中共武装力量的正当受降而被击毙、击伤者就有7000多人。（注：〔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而被国民党收编的50余万伪军，则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到处攻城掠地，阻击人民军队。试想一下，那些在中国曾经搞过“三光”政策，残害过无数生灵的法西斯战犯，不仅没有受到审判，而且堂而皇之地成了蒋介石的重要谋士；那些认贼作父，罪孽深重的汉奸伪军摇头一变，成了国民党依重的力量，这叫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如何能够理解？又如何能够忍受呢？ 为了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以求得美国的援助。1946年11月4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署名，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美国全面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权。《中美商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不平等条约，比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和1939年的《日汪协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中国近百年来与外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最残酷、最具有奴役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因而被称之为‘新二十一条’”（注：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67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后，美蒋又陆续签订了10多个不平等条约，如《中美航空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把《中美商约》进一步扩大和具体化。通过这些条约，美国独占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控制了中国的农业、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与国民党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为自己重要的奋斗目标之一。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投入了消灭敌伪残余，没收敌伪财产，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全党：“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区人民武装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对一切不愿投降的日伪军发动进攻，猛烈扩大解放区。在8月9日至年底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5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这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