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21;K26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5-0080-05 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出国，叛逃投敌。在他出国途经昆明之时，曾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因此汪精卫的叛逃与龙云是否有关，历史说法纷纭，评价不一，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一个“谜”。 一 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的自我解释 要说明这个谜底，不能不注意到龙云自己的解释。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1] 龙云的解释，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汪精卫到昆，事前由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电告；（二）汪精卫到越南，因办护照事曾致电责问重庆外交部；（三）蒋介石曾派谷正纲（谷正鼎）去越南给汪精卫送外交护照及旅费；（四）龙云曾把汪精卫到昆及去越南事电告了蒋介石。上述几点都说明汪去越南，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龙云的回忆，由于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对具体情节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大的方面应该说大体上是信得过的。据龙云之子龙绳文生前与作者交谈，本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作，对个别史实的认识，难免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一定准确，但不会太离谱。据曾任龙云秘书、后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的蒋家骅（今尚健在）与作者交谈，该文系由龙云口述，蒋家骅记录，由曾任卢汉秘书的老作家马子华整理成文，然后读给龙云听，一字一句斟酌后定稿的，主要事实不会有明显出入，应当是可信的。 龙绳文还与黄美真作过类似的交谈。据黄美真记录说：“汪精卫发出艳电，并在越南遇刺未中而曾仲鸣则被杀。先父（指龙云）当时惟恐汪一时愤激出走投敌，故尽量派人对其劝慰安抚，免生分裂，但汪去志已决，坚拒龙氏善意的劝阻。但为表其心迹及批评蒋氏一贯个人独裁及玩弄两面手法的不满，如密派党要谷正纲（谷正鼎）到越南亲送路费及外交护照的详情，写了一封长达七万多字的信件致龙。这封信先父当年从未保密，并将其裱册存案，留作后世研究抗战阶段的重要参考，那时许多政要及科研学府的名教授们看过这篇文件的人，不在少数。”可惜，后来在运动中由于“抄家”的结果，此文件即不知下落。[2](p12)龙绳文与作者交谈中还说，如果此文件再度发现，将有助于澄清汪精卫出逃的经过，也有助于说明汪精卫的出逃与龙云并没有什么关系。 龙云的解释与龙绳文的说明，虽然很难说不是准确的事实，但总有“一面之词”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再从更多的方面加以研究。 二 汪派人士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系统的人士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在汪派人士的圈子内。 据日人松本重治（注：松本重治，为当时日方谈判代表。）提供的资料显示，汪派人马于1938年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即谓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云。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 “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3](p312) 其实，汪精卫集团把龙云算作“自己人”，“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筹码”。[4](p177)龙云与汪精卫是1937年8月初次见面才相识的，并无历史渊源，只是汪精卫善于表演，才给龙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为了筹备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周佛海于1938年12月5日先行抵达昆明，并于12月7日与龙云会晤，试探龙云的态度，龙云不能不有所应付。据周氏日记载：“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5](p200)在周佛海的印象里，龙云是不错的，双方有可能“一拍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