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5-0022-0017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反思 王海晨 （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70周年，但国际上至今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能正视历史，千方百计地编造谎言，歪曲历史，否认侵略，以此欺骗年轻一代，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情。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悲剧重演的立场上反思这段历史的必要性。 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强大才能免受霸权欺凌 以强凌弱，以富压穷，欺软怕硬，这是所有霸权主义者对外扩张的本质特征。日本自从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之后，日本政府即把“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和“远交近攻”、交强攻弱定为国策，九一八事变即是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7，本土仅相当于中国的1/30，如此小国怎敢对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发动战争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泱泱大国实际上是恹恹病弱之国。病弱之一，小生产一片汪洋，工业化程度低得可怜；病弱之二，兵员虽多，但装备落后，数百万军队分属于不同的各自独立的武装集团，且混战连年，长期的战争内耗使本来就不健壮的国家肌体更加病弱；病弱之三，人口虽众，但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不仅民穷财尽，而且民心不知所向，几近一盘散沙。与此相反，日本国通过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开始启动，国力日益增强。到九一八事变前夜，工业经济已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8.2%，钢的年产量是中国的152.6倍；兵员数量虽略逊中国，但装备水平却占绝对优势；人口虽少，但整个国家都在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之下，日本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向日本人民灌输民族危机意识。由此看来，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的一穷一富，军事上的一弱一强，民族意识上的一散一聚，构成了两个国家实力上的落后与先进，这就是日本敢于以小凌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夺之于弱，以补强之所夺，是日本的一贯国策。它一方面忍受着强者的欺压，一方面又学着列强的殖民手段，去欺压比它软弱的邻国。日本面对欧美列强的侵掠，奉行“俄美讲和一定，吾方决不毁约……其间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东北）、支那（中国），即从朝鲜、中国夺取土地，来补偿从欧美所受到的贸易损失”[1](P193)，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他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做“利益线”。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2(P196)。如何保卫利益线，外相青木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做出了露骨的阐述，主张抢先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并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3](P190-191)。日本天皇提出“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必先强兵，“国防一事，苟延一日，将遗恨万年，”这就是用武力分期霸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战领中国东北、灭亡全中国，“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的“大陆政策”[4](P33-34)。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一场侵华战争，它既是日本欲保“主权线”必“开辟利益线”强盗理论的实行，又是分期占领中国，争做“东洋之盟主”的开始；既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双轨经济国策的实行，又是对西方列强“靠强兵掠夺，靠掠夺富国”及“谋富要领”领会的结果[5](P112-113)。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中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反思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和九一八事变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强凌弱，欺软怕硬。近代以来，日本一方面用浸泡过武士道精神毒液的“军刀”和比它落后的邻居对话；一方面用特有的“哈伊”向比它更强大的国家步步退让。对话的最后手段就是对弱国不断地发动战争，退让的最终结局就是与强者合流，这就是日本“固邦兴国”的逻辑定式。它的终极目的就是“横行世界”、“君临四方”，争当世界盟主。弱国若想打破弱肉强食的逻辑，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境遇，别无选择，只有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强国才能抵御强敌，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一直发展到与富国并驾，壮大到与强敌齐驱，才能有效地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才能防止战争的再次降临。避免挨打的途径是摆脱经济落后，摆脱凌辱的道路是政治自强。 分裂就要遭殃，团结统一才能抵御外敌入侵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内部统一、政局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之时，就较少受到外敌的侵略，即使遭到侵略，也很快就会组织起强大的力量将侵略者赶出家园。反之，当国家处于政治动荡、山河破碎、四分五裂之时，也就是外敌入侵之时。因为，分裂就会使社会和谐的天平倾斜，造成政局的动荡、力量的分散、生产力的萎缩，经济的落后，从而导致社会动员能力和抵御外敌入侵能力的降低。一切霸权主义者的惯用手段都是乘虚而入，落井下石。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灾难之一，随后的一切历史，包括后来日本全面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过是九一八战争的继续和延伸。九一八事变，实在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整个20世纪的重大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选择九一八这一天武装进攻中国？是偶然？还是有许多必然深藏其间？固然，必然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自1840年之后，英踞香港，葡侵澳门，日占台湾，俄夺东北，清政府治下，领土被瓜分得七零八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赶跑了一个皇帝，冒出来数个皇帝，华北是直系军阀的领地，华东是皖系的势力，华南是滇桂系的地盘，东北是奉系军阀的山头……，山头林立，互相攻伐，中央政权成了军阀手中的篮球倒来倒去。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中央政权虽然趋于稳定，但中央军的势力不出五省，东北有东北军，山西有晋军，西北有西北军，广西有桂军，湖南有湘军，广东有粤军，江西有红军……，军军都彼此独立，互不统属，而且除东北军外，哪个军都和中央军交过手。在蒋介石看来“宁夏孙（孙殿英）匪，新疆盛（盛世才）阀，必为国家大患”[6]。“广西李（李宗仁）、白（白崇禧）、粤陈（陈济棠）、鲁韩（韩复榘）、晋阎（阎锡山）、陕杨（杨虎城）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7]1931年，四分五裂的局面混乱到极点，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个互相对立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和瑞金苏维埃人民政府。正是这种局面，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以可乘之机；正是这种社会状态，为日本发动九一八战争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