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众多的失业人群及不良社会现象，在解放区同样持续存在，且在一定时间之内，还有上升趋势，给新政权造成巨大压力。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对庞大失业群体处理得当，对社会不良现象取缔坚决，灵活巧妙地化解了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矛盾，有效抑制了工潮的产生，实现了标本兼治，显示出共产党办事讲求实效的作风。中共在解决失业问题、消除社会不良现象中积累的经验，对今天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消除社会不良现象，净化社会风气，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无借鉴意义。 一、社会问题的严峻挑战 1949年前后，军事频繁，金融混乱，工商企业惨遭破坏，工厂、矿山大量倒闭，生产萎缩，交通瘫痪，引起各地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城市中，全国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失业知识分子已有400万人，还有不少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失业人员生活之苦，非常人所能想见。 造成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如通货膨胀、战乱纷扰、城乡人口失衡外，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变更、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更新、政局态势明朗中藏有危机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1949年，共产党解放的城市中，工人的就业渠道遇到不少新的障碍。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由于旧的经济体系没有完全打破，新的经济体系又没有很快完善起来，新旧交替，漏洞难免，造成了新的失业和半失业现象；在一些新解放的大城市，由于曾经是国民党达官贵人及外国人淘金享乐的地方，各种私营商号和服务性行业都是适应这一消费层次而产生的，如今在人民解放军大兵进驻，共产党入主市政，这一消费层逐渐消失，相应的消费行业骤然减少或消失。生活日用如此，出租车行业和书画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解放前，上海1,000多名各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中，一大部分靠卖字画为生，如今，有钱主顾散去，书画作者也加入了失业的行列。 解放初，各大城市经济一时走不出低谷，私营商业企业经营不易，只好裁员省支，申请停业。上海私营商业企业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间，申请停业的有3,000多户，社会上无业人员数量上升，单是衣着业、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的职工失业率就高达16.2%，有业务联系的生产厂家或生产行业受到极大冲击，破产倒闭者比比皆是，1950年三四月间最为严重，带有很大普遍性。不仅上海、天津等城市如此，许多中小城市也未能幸免。解放后不久，失业的人数还有增加的趋势。据统计，1950年1～4月，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全国新增失业人口达38万至40万人（注：参见陈云：《扭转商品滞销》，《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88页。）。其中上海1950年的“四月危机”前后，失业工人达13万人，连同家属在内，将近50万人。上海工人失业率1949年5月为20.4%，1952年高达13.36%。失业人数的增加，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引起人心浮动，劳资关系紧张，不少资本家抽出资金，逃走香港等地（注：参见龚青：《建国初期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安置》；袁志：《解放初期出现工人失业问题的原因》，《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9期。）。 许多社会不良现象如卖淫嫖娼、乞丐、吸毒等，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从来没有消除过，社会风气严重破坏。如卖淫嫖娼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公开、半公开进行的，公娼、私娼遍及城市街巷。扬州的公娼就曾被扬州警察局要求统一着装，“上岗”操业（注：天津《大公报》1948年9月8日。）。政府对私娼的禁止和改造若有若无，无法对这些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更谈不上尊重她们的人格。有的地方当局甚至以侮辱妓女人格来实现所谓的“正风化”（注：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30日。）。 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中共领导的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加以克服解决，以便在较短的时间，营造出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二、妥善安置失业人员 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能否解决失业问题，是对共产党是否有能力管理城市的一场考验，也是向世人证明它既能搞政治、军事，也能搞经济的良机。 对于庞大的失业群体，共产党并不隐讳，他们在公开场合都承认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并向群众解释清楚，要求群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对于旧人员，中央在1949年9月24日曾经有过指示，认为除反动有据、劣迹昭著而为人民群众不满，予以撤职，除首恶分子依法惩办外，对其他人员应该“一律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机关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有一技之长的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教人员，尽可能予以留用（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5～16页；《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36页。）。对于失业工人和贫民，政府尽量给予扶持，帮助他们投身生产，生活自给。如天津市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放小本贷款6,000万元人民券，帮助失业工人贫民进行生产。不仅使市场矛盾得到解决，且使市民能以低价买到食品（注：《人民日报》1949年2月21日。）。 解放前，人力车、三轮车是北平、上海等城市的一大景观。庞大的三轮车、人力车夫队伍，在城市新旧交通过渡期间，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在旧社会，属于服务性行业，整天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思想比较复杂。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管理上的问题。他们所依赖的服务对象，解放后发生了变化，有不少再就业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北平三轮车夫约有40,000多人，大部分以蹬车为生，也有少部分兼营其他职业。在旧北平，许多车夫境况凄惨，热切盼望解放军。1月31日下午，听到解放军入城的消息，一些车夫自动组成三轮车队，迎接解放军入城。解放两三个月后，他们逐步组织起来，北平各郊区有他们的工会，协助人民政府维持治安。工会除成立若干消费合作社，保证他们不受或少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外，还积极组织生产合作社，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