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潮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武军(1949-),女,四川成都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保守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其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时期中国的保守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的新保守主义,以及作为一种政治历史观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也有某些负面影响;新保守主义直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其理论主张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存秩序的挑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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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67(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1)03-0103-07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产生于18世纪末。1790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1729-1791)出版了他的著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标志着保守主义的诞生。作为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柏克的批判锋芒直指理性主义、激进主义、进步主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的核心话语是:等级制度、贵族政治、社群及国家先于个人、宗教和传统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分天下,保守主义寻求保护的社会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保守主义所要“保”的东西变了,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话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与自由主义相辅相成、互相渗透,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新保守主义成为20多年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及制定国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被国人所接受,而保守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潮却影响不大。“文化大革命”使极“左”政治走到尽头,“八九”风波以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又使右的激进主义声名狼藉。对秩序和稳定的渴望,导致国人向处世态度上的保守倾向和哲学上的中庸之道复归。新的时代条件下理论探索和理论整合的需要,促使人们注意到保守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及其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这是保守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理论热点的现实契机。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结构转型”。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正在迅速形成,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来到中国,提供了切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

      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及社会理想、价值取向的复杂性,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景观。人们在对保守主义的意义界定、价值取向、思想评价等方面,很难达成共识。本文拟将20世纪90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分为文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保守的自由主义三类,分别予以介绍和评析。

      一 文化保守主义

      本文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出现的面向中国本土、面向古典、面向纯学术的文化潮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

      自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国国门以来,“西学东渐”就成为100多年来的文化潮流。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正是在与“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苏俄”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在“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导下,在古籍整理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从舆论上和知识界的思想潮流看,从50年代到70年代,有10年“一边倒”,几近“全盘苏化”;又有10年“破四旧”,“彻底埋葬封资修”。80年代上半期拨乱反正,回到原典的马列主义。后半期再次全方位面向西方,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被全部拿来,各种“主义”如走马灯一般各领风骚三五月。一些青年学者情绪化地全盘否定以至痛骂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新一轮的“全盘西化”论。两三代人几乎不知“国学”为何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浩若烟海的中国古籍。或用现代学理重新梳理古代典籍,对传统经典作现代阐释;或埋头于古籍的整理出版,对民族文化遗产作系统的清点,如《传世藏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的编纂出版;或以传统文化的普及为目标搞古典今译。一些80年代风云人物的学术路径也由“西学”转向了“中学”,由“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转向“新儒家”。一直处于被遮蔽、被贬抑地位的近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如王国维、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得到了介绍和评价。

      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学研究》(袁行霈主编)与《国故新知》(汤一介编),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燕园涌起“国学热”》。于是,“国学”打破了“西学”的一统天下,在中国“取得了话语权”。“国学热对年轻一代学人具有‘补课’和‘接气’之效”,对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1]。与学术界的国学热相呼应,以书商为导向的翻传统家底热也成为90年代一大文化景观,各种宣扬封建迷信、帝王之术、风水算命之类的文化糟粕充斥文化市场,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

      上一个世纪之交,正是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尖锐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巨人和历史巨人的时代。思想家风采耀人,学术家湮没无闻,同样成为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冷战”正酣和国内“运动”不断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难于埋头研究学术问题。80年代,文坛名流仍然热衷于做时代的精神旗帜和青年的思想导师,津津乐道于某种思想某个观点的“首倡权”,甚至“以随意的偏颇来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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