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

——“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洪峻峰(1958-),男,福建石狮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副编审。 厦门大学 学报编辑部,福建 厦门361005

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047-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学术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责难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后殖民主义。中国后殖民批评是在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和萨伊德“东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他们一出场就以反思现代性的姿态,从后殖民的角度对五四启蒙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性话语进行重新审视。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在西方特定空间中发生并对第三世界扩张的产物,认为西方现代性启蒙话语包含殖民话语,五四启蒙在引进现代性话语的同时也引进殖民话语,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粗暴的简单否定的态度;“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表征,就是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者化”。他们宣称“现代性”在中国的终结是无法回避的课题,并提出一个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为核心的新的话语框架。[1][2][3]

      二是文化保守主义。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近年来致力于对“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的思考和“五四以来启蒙心态”的检讨,并多次在国内作专题报告。他考察了“东亚现代性”现象,受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的启发,认为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性的多元性缘于它的根源性,即受不同传统的塑造;因此,现代性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他对与西方启蒙心态相关联的现代性提出质疑,批评中国“五四”以来思想界存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态度,以至于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使传统文化边缘化。[4][5]杜维明的观点在国内学界引起讨论。一些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学者接受了他的观点,并进一步从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的角度,对五四启蒙、反传统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反思和批评。[6]

      三是自由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一股思潮。但90年代的自由主义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后者接受的主要是法国传统的激进自由主义,前者则接受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并由此反省、批判五四激进主义。哈耶克的思想由于同时强调自由价值与文化传统,成为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重要的精神资源。其实,最早宣传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并以之来批评五四反传统的,是哈耶克的弟子林毓生。林毓生认为,根据哈耶克的思想,自由的社会状态和文明的进程有赖于一个有生机的传统,而五四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困境。[7]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倾向于把“五四”现代性建构看作尚未完成的任务,认为“五四”现代性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作为其精神资源的法国激进自由主义存在缺陷,造成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现代—传统”二分的思想模式,使现代性缺少传统的支援。[8][9]

      以上三种理论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并不一致。后殖民主义批判现代性,主张建立“中华性”;文化保守主义强调现代性的多元性和根源性,认为现代性受传统的塑造;古典自由主义则认为现代性建构需要有生机的传统的支持。但它们对“五四”现代性方案的批评和对传统资源的强调,却几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后两种观点,异口同声指责“五四”把现代性与传统对立起来,漠视和否弃传统资源,指责五四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五四新文化人为什么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在引介现代性话语的同时对传统持否定态度?

      二,五四新文化人在现代性建构中,是否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

      二、进步观念与反传统

      五四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在引介现代性话语的同时对传统持否定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首先接受了进步的观念——现代性的根本观念。

      西方现代性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进步观念的传播。康有为对公羊三世说的阐释,尤其是严复《天演论》的发表,使进步观念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而深入人心。进步(进化)观念是五四启蒙的主要观念。(注:进步与进化是同一系列而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但在五四时期人们通常把二者混用,后来才较多地在描述具体的变化过程、特别是自然过程时运用“进化”的概念,而在描述历史过程和贞定价值时运用“进步”的概念。参见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35页。)新文化人反对孔教、倡导道德革命是基于这一观念,反对文言文、倡导文学革命也是基于这一观念。

      关于反孔和道德革命,陈独秀说:“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10](P277)又说:“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10](P339)

      关于文学革命,胡适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11](第2册,P7)又说:“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12](P22)

      显然,正是进步、进化的观念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为五四反传统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五四反传统问题,来解释五四新文化人为什么在引进现代性观念的同时否弃传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