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区蒙古、色目侨寓人户婚姻状态的分析

      婚姻是两个异性组成家庭的结合，是人类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也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尤其是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不仅是两个异性之间的关系，更是蕴含着各自所代表的族群文化和社会背景。元代是多民族迁徙现象频发的历史时期。当时祖国辽阔的疆域内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各自代表不同的文化体系。元代的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分裂格局，引起了跨地区、跨民族的人口迁徙，其中北方游牧民族和中亚、西亚等各族人移居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后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教育最为昌盛的地区，也自然吸引着南迁的各族人口。在各民族的混居及交往中，通婚当然是其中交融的最高形式。透过对侨寓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户中出现的这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江南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框架。

      一、元代江南多民族通婚问题概述

      有元一代，由于迁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口只占当地人口的极少数，男女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不可能进行完全的族内婚；加之，元政府又对民族通婚比较优容，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族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注：《元典章》卷18，婚姻条。）。因此，终至元末，江南民族间的通婚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现将有关通婚情况作分类介绍：

      1.蒙古、色目侨寓人口和汉族人氏结为婚姻：

      最早发生在江南的民族通婚现象是蒙古、色目人氏娶汉女，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早在至元13年（1276年），中书省就颁发文件说：“中书省奏准事内一件：江南来的官员，客旅，军人并诸色人每，就江南百姓人家女孩儿，并无男儿底妇人，根脚底做媳妇来将来，却行朦昧卖与诸人为躯，不便当的一般……，今后于迤南求娶妻室，依例凭媒，写立婚书，无得朦胧娶嫁。如有将求到娶妇为躯货卖，随即改正，价钱没官，买主卖主断罪。”（注：《元典章》卷18，躯口不娶良人条。）至元13年正是元朝平定南宋之际，而北方各族人因故来到江南后，就和江南女子结为婚姻。不难发现，才在民族通婚道路上开始的这类婚姻中有着相当的民族不平等因素，因为随元军南下的蒙古、色目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较强的优势地位，当地的汉族人为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与此类人缔结婚姻，当是在情理之中。例如金陵王起岩就把女儿嫁给本地录事司某达鲁花赤（注：孔齐：《至正直记》卷3，《不嫁异俗》。）。王起岩是江东名士、尝与人说：“新学者，以礼义廉耻四者存心。”并且还参与创立了江东书院。（注：《东园友闻》，元阙人编《学海类编》本。）当时，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心负亡国之痛，有的加入了隐逸者的行列，甚至有些知识分子采取极端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王起岩作为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名士，去参与了民族通婚，此种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鄙夷。但是，据史载“类此者颇多，不能尽载。”（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不嫁异俗》。）由此可见，这类婚姻相当多见。笔者在有限的史料中爬梳，就发现有诸多的史例可以说明所发生的这种历史现象。居住广德的阿剌罕札剌儿氏娶汉女王氏为第四夫人（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脱欢恶妻》。）；定居镇江的酎温台氏万嘉闾祖父有汉人妻子叶氏，他自己的继妻也是汉女赵氏（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于阗人勘马剌丁有蒋氏、周氏、龙氏三位汉女为妻。他本人“讳剌马丹，字勘马剌丁…，娶牙里干氏，先卒。继蒋氏，贤而读书…二子，沙哈不丁，出周氏…，哈八石，出龙氏，四岁失母，蒋氏子之。”其中龙氏子哈八石，汉名为丁文苑，登延祐乙卯年进士，拜监察御史。丁文苑本人也娶汉女为妻，生子慕（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1，《于阗公碑铭》。），登元统元年进士第，家居杭州（注：萧启庆：《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台湾，《食货》复刊第十三卷第一、二期。）。河西人王也先不花娶了汉人孙氏女、夏氏女，居于合肥（注：吴海：《闻过斋集》卷3，《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基志铭》。）。家居建昌的宣武公抄儿之子绰儿哈娶汉女王氏（注：刘壎：《水云村泯稿》卷15，《王氏夫人墓去铭》。）。同居地的也速答儿赤妻广东增城左氏女（注：揭傒斯：《揭文安公集》卷4，《送也速答儿赤序》。）。成吉思汗时期“四杰”之一赤老温的四世孙脱帖穆耳及后裔也定居江南，这是因脱帖穆耳任官于明洲，越洲，前后长达几十年，因此家居于此。脱帖穆耳有妻三位，正妻是哈剌鲁氏，其他两位则是汉女，为高氏，朱氏。正妻封陈留郡夫人，两位汉女封为范阳郡夫人。（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35，《逊都台公神道碑》。）明代大学士宋濂撰写的《西域浦氏定姓碑文》更具体地描述了这户色目人定居江南与汉人通婚的情况。溥博一家系阿鲁温人，曾祖哲立理迁于大都宛平，祖父道吾一辈，因宦在杭而居钱塘，父亲剌哲有三子，溥博系二子，改姓汉姓浦氏。浦君还有一叔父家居永嘉。浦氏母亲为聂夫人，浦君自己娶妻“萧山沙氏。”后因在嘉兴任职而占籍嘉兴。（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峦坡后集》卷7，《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相当程度地了解汉族女子和蒙古、色目人氏缔约婚姻的民族交往之路。不难发现，涉及通婚的双方家庭地位高低不等，有蒙古贵族赤老温后裔、大官如万嘉闾等人，也有不完全了解情况的蒙古、色目人氏，没有留下完整的情况，说明通婚面覆盖了社会各阶层。

      虽然侨寓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小，但是其女子嫁与汉人为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前文所述寓居镇江的万嘉闾之女嫁给了汉人王敏行（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赤老温后裔脱帖穆耳之女嫁给汉人齐伯颜察儿；钦察人完者都拨都二女、三女、四女都嫁给汉人，分别是司徒洪塔剌海，张胜因，扬州路泰兴县丞游德宣。（注：程矩夫：《雪楼集》卷6，《林国武宣公神道碑》。）元末著名文人戴良也娶了河西（唐兀）人为小妾，妾不幸死后，戴良撰文《伤李氏妾》及《亡妾李氏墓志铭》，为之悼念。（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9，《伤李氏妾》；卷14《亡妾李氏墓志铭》。）家居镇江斜桥的都水府君罗壁娶妻伯额忽都林家奴（注：程矩夫：《雪楼集》卷20，《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钱塘人叶肃可“学国语（蒙古语），为蒙古长史，娶蒙古氏。”（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石枕兰亭》。）家居龙兴（南昌）的大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王公娶妻呼鲁氏（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6，《大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王公神道碑》。）。松江人俞俊娶蒙古人丑驴女（注：陶宗仪：《辍耕录》卷28，“醋钵儿”条。）。西夏人（唐兀）益怜质班妻为汉女何氏（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8，《送何生序》。）。刘道人之妻为畏兀儿人廉氏，廉氏是元时号称“廉孟子”的宰相廉希宪的后人，元未兵乱时，廉夫人“自仪真涉大江避地吴下”，其子刘宏刚刚六岁，“后吴藩不守，宏买田海乡，舁夫人就养。”因廉夫人的懿行素节，汉族文人王逢为她作《素节堂诗》中说：“借问母姓氏，夫是刘西台，祖称廉孟子。”（注：王逢：《梧溪集》卷5，《素节堂诗》。）就是孔子的后人，孔齐的表兄也娶妻高昌人，高昌在远离江南的西部边疆，是畏兀人的聚集地，孔齐本人坚决反对族际间的通婚，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孔齐：《至正直记》卷3，《不嫁异俗》。）民族间的通婚造成“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于淫奔辱身者亦有之可为痛恨。”（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婚姻正论》。）但是，民族间通婚的浪潮已经波及他家人，也就是波及到了儒家文化的中心代表，表明民族通婚的广泛性及其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