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滔韬(1977-),男,重庆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研究。重庆交通学院,重庆 40007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及参知政事等;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中选拔,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一参知政事一中书相和门下相一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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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4-0100-07

      一、南面宰相的范围

      辽朝的南面宰相在南面官系统中无疑居于核心地位,但对于其外延,却长期没有一个明确界定。吴凤霞在《辽金元省制特点刍论》一文中论及“在辽代中后期,省系统的高级官职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往往只是一种身份,需带具体的职事(使相),方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同文又说“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虽是正副宰相,但往往兼领枢府之事才有实权”[1]。在这段论述中,至少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使相是否等同于枢密使,即使相是不是“具体的职事”?二是同平章事究竟是实职宰相还是一种身份?

      笔者认为,“使相”究竟是什么,必须根据辽宋时期当时人的理解为准,而不是我们今天来以今度古,凭空揣测。“使相”产生于唐代中期,是宰相带同平章事衔出镇地方的称谓。唐末五代逐渐滥授,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意义往往是形式上的。在辽朝,“使相”的含义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凡节度使加同中书(政事)门下平章事者,即称为使相。如《辽史·萧图玉传》载其“(统和)十九年,总领西北路军事,……师还,诏尚金乡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令门下平章事,……会公主坐杀家婢,降封郡主,图玉罢使相。”观萧图玉一生,从未任职枢密院,因此这里的“使相”有两种可能:一是萧遥领某节度使(史未载明),加兼同平章事;二是萧被直接授予同平章事的虚衔。但无论如何,都与枢密使无关。又据同书《孩里传》载其“累迁殿前都点检,以宿卫严肃称。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后文又述其“官至使相,寿七十七”。由此可见,使相即指同平章事,且此处的同平章事,显然不是宰相的称谓,只是一种虚衔。因为孩里所任的实职是“殿前都点检”和“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此外,还有更为典型的例子。杨佶于重熙十五年结衔“天雄军节度魏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行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四百户”[2]。笔者很想知道吴凤霞如何解释这长达70余字结衔,是辽官制中正副宰相可以叠授呢?还是杨佶自己将不同时期的官衔叠加在一起?按照吴凤霞的理解,杨佶同时具备了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两种“身份”,但由于“没有”具体职事,故而没有参政议政之权。事实果真如此吗?据余靖记载:“汉官参知政事兼使相者,乃得坐穹庐中议事。”[3]首先必须明确杨佶的实职为参知政事;寄禄官为吏部尚书;天雄军节度使是遥领,加上同平章事,合称使相;修国史为执政官例兼衔,据前引文可知扬佶正属“汉官参知政事兼使相者”,他虽未在枢密院兼职,但也取得了“坐穹庐中议事”即参加在捺钵地举行的北南臣僚会议的资格。因此,事实与吴凤霞的看法恰恰相反,使相不是什么“具体的职事”,而正是一种虚衔;参知政事并非“只是一种身份”,而正是中书省的实职官。

      由此,将引出笔者要论述的下一个问题,即辽朝的南面宰相究竟是什么?同平章事是否一定是宰相?或者说同平章事还要加上怎样的条件才被当时认为是宰相?据《王师儒墓志铭》载:“寿昌初,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知枢密副使,签中书省事,……是上意方图柄用。会南宋谢登位人使至,无何,宥曹书吏,误以宝字加之。由是累及公与门下郑相颛,中书韩相资让。”[4]这一事件在《辽史·道宗纪》中也有记载:“寿隆(昌)六年六月庚子,遣使贺宋主。辛丑,以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从两段记载来看,郑颛的确是当时的南面宰相。但令人疑惑的是,正如吴凤霞所说“门下省已不存在”[5],那么“门下郑相颛”的称谓究竟何意?其实,欲知“门下相”,先看“中书相”。韩资让于“寿隆(昌)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6],由此推之,郑颛当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另据《辽史·杨佶传》载,他在“除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上(兴宗)曰:‘卿今日何减吕望之遇文王’,对曰:‘吕望比臣遭际有十年之晚’,上悦。”后文又说“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从比之吕望、“居相位”等语句来看,杨佶担任的肯定是汉宰相。通过上文的推演,可知其担任的正是门下相。

      事实上,当时的汉官宰相原则上只有二员,一人以寄禄官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称中书相;另一人以寄禄官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称门下相。这与辽沿袭唐五代的制度有关。唐代拜相,必以本官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这里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只有带这两侍郎衔者,才是真宰相。而其余加同平章事者,只是虚衔,或可称为使相(不一定遥领节度使),并非宰相。上文所举的杨佶在拜门下相前即是带使相的执政。此处的王师儒亦是如此。据余靖记载:“契丹枢密使带平章政事者,在汉宰相之上;不带使相,及虽带使相而知枢密副使者,即在宰相下。”[7]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带平章政事者”与“不带使相(者)”是互文关系,即二者所指实同。虽然此文说的是北院枢密使带使相与否与汉宰相(即中书相、门下相)的地位高下,但同样可推之南院。“带使相而知(北院)枢密副使者”,尚且在汉宰相之下,更何况带使相而知南院枢密副使者。其实,从王师儒死后“赠武定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8]亦可看出,生前被削夺使相,死后追赠,符合赠官的习惯。再者,从“上意方图柄用”一句亦可看出,既然“方图柄用”,那么肯定还未拜相,王师儒当时的地位尚无法与郑、韩相提并论,仅属执政官。他在枢密院的差遣是“知枢密副使”,在中书省的差遣是“签中书省事”,至于同平章事,实属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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