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3-0074-07 经过宋徽宗—蔡京集团二十余年的腐朽统治，至宣和年间，赵宋王朝已经危如累卵，覆灭之灾随时可能降临。迫于多种压力，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赵佶“忧勤感疾”[1]（卷144），将皇位让给其长子赵桓——即历史上的宋钦宗。次年（1126年），改年号为“靖康”。从宋徽宗退位至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北宋灭亡，宋钦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半。“靖康之难”的成因固然不可一言而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年多时间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所作所为，实有诸多发人深省之处。 一 宋钦宗从乃父手中接过来的赵宋江山，实际上已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几年前方腊揭竿而起，席卷东南，此事虽经兴师动众得以最终了结，但全国各地的“盗贼”仍此起彼伏。最为严重的，是金兵继基本上灭亡了辽朝、迫使西夏臣服之后，其铁马金戈复南向北宋，势不可挡。 自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下诏攻宋后，即分别派遣斡离不和粘罕统东西两路人马，攻打太原和燕山，北宋兵败，童贯自太原逃回京城开封。十二月中，金兵继续南下，宋廷急遣通直郎、陕西转运判官李邺以给事中的名义使金求和。几乎与之同时，金人京遣使赴宋，称“（金）皇帝已命国相与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军两路侵入”。而白时中、李邦彦、蔡攸等人“俱失色”，不敢应对。当白时中问及如何才能使金人“缓师”时，金使“因大言曰：‘不过割地称臣尔！’”[1]（卷144）白时中等人再一次瞠目结舌。金使咄咄逼人的气势，表明了金人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决心。 国门洞开，强敌压境，更大规模的战事势所难免。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军政和军备又怎样呢？早在此前，张舜民在出知定州后就上疏反映过河北一带的情形：“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不可枝梧。边臣若预为振举，则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旧宴安，号为无事，则纲目日见颓废，有不胜举之忧。”他还进一步披露说：“又为将者，多是膏梁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2]（卷333）张舜民被贬往定州在徽宗独理政事之初，看来北宋王朝在河北方面的军备不振是由来已久的。经过宋徽宗集团长时期的腐朽统治后，其情形又如何，这不难想象。 如果说张舜民所云尚不足以说明宋徽宗统治时期河朔一代的情形，那么，李纲在钦宗时出任枢密副使后所说的一段话，则足以反映宋徽宗时期北方边备的状况： ……臣意以谓，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几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2]（卷333） 不过，李纲还没有谈及北宋军队内部的情况。在这方面，靖康年间有人作了更为明确、详尽的揭露：“近年以来，上之师臣监司，下之守卒将副，多违法徇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力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列，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使巧之事日多。”[3]（卷8）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宋王朝耗费巨大财力所豢养的禁军，也多因宋徽宗集团穷奢极欲之需，转而专习“奇技淫巧”了。 宋廷一方面不修军政，不事边备，使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又为了粉饰太平，防止其腐朽糜烂的所谓“太平之乐”受到骚扰，常以“御笔”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宣和间，有人使金南返后透露：“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载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4]（宣和乙巳行程录）藉此可见，宣和之末，宋徽宗集团为了及时行乐，不仅将统治区域内的黎民百姓弃而不顾，而且连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也达到了“乐”而不顾的境界。 宋钦宗即位之后，金军也并没有给他留出举行登极大典的时间。靖康元年正月间——距宋钦宗即位仅14日，金军兵临北宋的都城汴京城下，斡离不对宋方派遣的求和代表李悦提出了如下的议和条件：金银、绢得各以千万计，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1]（卷145）。次月，宋廷经过与斡离不反复交涉，同意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金兵撤离汴京。 从以上所述的情形可见，宋钦宗即位之后，如何迅速理顺政事，重振军备，有效地抵御南犯之敌，使北宋王朝免于灭亡之灾，这已成为宋钦宗即位伊始的燃眉之急。 二 金军退师之后，北宋君臣经过一番惊恐，稍稍获得了喘息之机。按理说来，值此北宋王朝生死存亡之际，宋廷满朝文武应该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抓紧时机，整军经武，以备不测之祸了。出人意料的是，宋廷“日罢兵，如太平无事之时”[2]（卷347）。统治集团内部故态复萌，承继哲宗、徽宗以来朋党倾轧之余绪，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混乱。由于此轮政治混乱发生在北宋亡国之前，已不可能充分展开，我们姑称之曰“靖康党论”，“靖康党论”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