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2)01-0077-05 辽朝自神册三年(918年)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营建皇都,迄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止,上、东、南、中、西五京悉备。尽管由于契丹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深刻渗透到辽朝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多少淡化了五京作为全国或局部地区政治中心的色彩,但就五京城市功能概括而论,首先仍然突出表现在政治控制上,这与古代其它历史时期的城市功能相比,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以往研究已多有论及。本文着重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进行讨论。 一、五京城市的军事功能 《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说:“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领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辽朝所处的历史环境为我们了解和讨论辽朝统治者兴建五京的动机、考察五京城市军事功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 (一)上京 首先,从上京城的形制看,据《辽史·地理志一》记载:上京城墙周长27里(应为17里),北城为皇城,城墙“高三丈,有楼橹”。从现存遗迹可见,城墙是夯土版筑而成,主墙基宽约15米,残高在6~9米之间。楼橹,即马面,因皇城南墙即汉城的北墙,大部被河水冲毁,所以,见于皇城的东、北、西三面城墙上有马面遗迹45处,马面间距约110米,正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皇城有4门,从现存东、北、西三门遗迹来看,均筑有突出于城墙外的瓮城。 其次,在辽朝建立初年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上京承担着大本营和战略后方的重要作用。太祖、太宗时期,辽朝大军除了在华北地区与后唐、后晋展开激烈争夺外,还东灭湖渤海,西击回鹘,征服突厥、党项、乌古等部族。辽朝在如此广阔的空间进行如此频繁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稳固的战略后方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而位于草原深处的上京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这些军事行动的中心,具有理想的战略后方的区位优势。 第三,在整个辽朝统治时期,上京是控制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各部族,加强北部边防的战略后方和军事协调中心。见于《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所列的军事统帅机构中,控制奚族的有上京路诸司,控制生女真等东北各部族的有长春路、东北路诸司,控制阻卜等部族的有西北路诸司等。太宗时在征服蒙古高原东部的敌烈部后,设立乌古敌烈统军司,成为辽朝控扼乌古、敌烈两大部族,镇守北部边防的军事统帅机构。 (二)东京 据《辽史·地理志二》的记载,东京城墙“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应为20里)”,有8个城门。宫城位于东北隅,方形,周长8里,城墙高3丈,有马面,四角有楼。东京城的防御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辽朝统治者设立东京并把东丹国的首府迁到这里的军事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天显三年(928年),耶律羽之上表辽太宗说:“(渤海)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乘其微弱,徒还其民,万世长策也。”(注:《辽史·耶律羽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同)。)辽朝统治者通过迁徙渤海遗民的办法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进而淡化乃至平息他们国破家亡的仇恨,巩固渤海故地统治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东京还承担着在军事上控制辽朝东方局势的任务,在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高丽。在《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记载了以控扼高丽为主要任务的东京兵马都部署司等军事指挥机构。在后来辽朝对高丽的战争中,东京都是辽朝军队的出发地,而且多以东京留守担任军队的统帅。 (三)南京 即唐朝幽州城。《辽史·地理志四》记载:南京城“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敌楼,即可以登高望故的城楼,战橹,即马面。《三朝北盟会编》卷11记载,南京城外有护城河,各城门设有吊桥。路振《乘轺录》说南京城东南门为水窗门,水窗即置于城墙底部,既能任水流过又可以防止有人暗中出入城的铁栅。因南京城已大部毁没,各城门是否有瓮城不得而知。 南京城的前身幽州城,是唐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的军事据点,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河北最著名的雄藩大镇之一,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石敬瑭把幽州献给辽朝,对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原政权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关系以及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就辽朝与中原诸政权的关系来说,中原政权在军事上向来甚为倚重的沿长城、燕北一线的屏蔽作用完全消失,漫长的北部边防门户洞开,而辽朝则反客为主,动辄兴师南进,南京则成了对中原军事行动的桥头堡。 在《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有专门为备御北宋而设立的各级军事指挥机构,与其它诸京所设统军司、都部署司不同,南京的指挥机构是兵马都总管府,长官称为兵马都总管,而且有时是由南京留守兼任的,如萧思温、韩制心在留守任上都曾兼任兵马都总管。重熙四年(1035年)改为南京都元帅府,设都元帅、大元帅等军职。可见南京的军事指挥机构等级在诸京中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