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辽朝国号之谜
由于史料匮乏，辽朝一代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这个王朝的国号，就是一个迄今尚未弄清的扑朔迷离的问题。
对于辽朝历史的蒙昧，不是晚近以来的事情。金末以降，人们对辽史已不甚了了，元好问曾经感慨：“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注：《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元文类》卷51。）元人所修《辽史》，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这并非元朝史官不肯尽职，主要原因还是保存下来的原始史料太少。
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惟一的一条记载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注：《辽史》卷4《太宗纪下》。）。然而根据宋代文献记载，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46《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
对于辽朝国号的演变，今天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定论，陈述先生的说法代表最通行的观点：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契丹”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又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页。）。蔡美彪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建国号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又岛田正郎《遼朝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61-63页）与此说完全相同，这可以代表日本学者的观点。）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它不明确肯定太祖916年创立国号契丹，也不说太宗947年“改”国号大辽；按这种说法，似乎辽朝的国号是从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周绍良先生《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2期）曾根据《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等石刻资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记载得出如下结论：从辽朝建国至应历四年（954年），国号为“契丹”；应历五年（955年）至保宁元年（969年），国号为“大辽”；保宁二年（970年）至咸雍元年（1065年），国号为“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至辽末，国号为“大辽”。此说与文献记载颇有出入，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石刻资料的统计很不完整，《全辽文》中所收辽代石刻资料尚不及近年出版的《辽代石刻文编》的一半，况且周文对《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也仅仅是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已。根据这样的统计结果而得出的上述结论显然与史实有较大的出入，故不为辽金史学界所认同。）。
然而，辽朝国号的演变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二 太祖建号“大契丹”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辽史》卷1《太祖纪》记载此事说：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必有国号，但令人奇怪的是，《辽史》居然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国号是什么。在传世文献中，只有《契丹国志》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该书卷1《太祖大圣皇帝纪》云：“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这条史料。不过《契丹国志》来历不明，它的记载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不敢此说，只是含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创国号大辽（注：周绍良《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说：“似乎耶律阿保机原来并没建立国号，一直是沿用部族名称，……以‘契丹’为号。”他根据新旧《五代史》有关辽太宗大同元年“改晋国为大辽国”的记载，认为“这足以说明在使用大辽为国号之前，契丹是以晋为国号的，因之在建立大辽国国号之前，‘契丹’之称，事实是部族之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众所周知，石晋自始就是辽朝的附庸之国，石敬瑭甚至向辽太宗称儿皇帝，辽朝怎么可能反过来用后晋的国号呢？下文列举的证据将表明，辽朝的国号肯定不始于“大辽”。）。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了，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我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字材料，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误，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理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