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脱脱任总裁、欧阳玄等史官于元顺帝至正年间撰成的宋、辽、金三史，后人颇不以为然，认为《宋史》繁芜，《辽史》疏略，只有《金史》强差人意，繁简适当。然而《辽史》、《金史》中的《国语解》却是其编撰者所独创，也是二十四史中特有的。《国语解》不仅反映了《辽史》、《金史》民族史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其编撰者自觉把握历史特点所具的卓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虽然对《辽史》甚为不满，但对其《国语解》却赞扬有加：“惟《国语解》一卷，仿古人音义之意，其例甚善。”（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88.） 史家要真实地记载历史，给后世留下信史，不仅要心术纯正，不虚美，不隐恶，而且在叙述史事时，需采用体现时代特色的语言。因此，提倡直书、反对曲笔的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应采纳当时的口语、方言，以体现时代风貌、历史特点。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迁，后人亦可从中了解历史的发展。“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而两汉之词又多违《战策》，足验甿俗之替改，知岁时之不同。”（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对史学编撰中存在的刻意模仿古书语言和竭力文饰质朴言语的倾向，刘知几坚决反对，认为这样撰史只能使历史记载失真，是史家无卓识远见的表现。“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使周秦之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之应对行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令狐德棻所撰之《周书》，刻意修饰文词，变俚语为雅言，刘知几认为：“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注：蒲起龙.史通通释·杂说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13.）而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王劭的《齐志》采当时口语，受到赞扬：“惟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所以，刘知几提出史家载言应从实而书，“工为良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后人对刘知几的这种主张予以很高的评价，张舜徽先生认为“非特为史家载言之准，抑亦文人属辞之律也。”（注：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 辽、金王朝是由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所建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民族文化不断地与以汉族为代表的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其独特的历史。史家要如实地记载辽、金史，则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就应该体现其历史特点，对其民族语言即“国语”应予以采纳，并避免妄加文饰，华而不实，使记载失真。《辽史》、《金史》的编撰者认识到了辽、金政权不同于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特点，他们说：“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注：辽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1534.）为了反映其历史特点，他们认为应该采其“国语”入史。“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注：辽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1534.）并且对其“国语”不能随意文饰，以免失真。“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贱，或以疾，犹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注：金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1.）《辽史》、《金史》的编撰者对辽、金历史特点的这种认识及从实而书的撰史态度，体现了他们的史识，也是他们接受刘知几采当世口语方言撰史主张的结果，这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应该肯定。清代学者蒲起龙说：“元人采遗山史稿撰金源史，特载《国语解》一册，谓其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意欤。”（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辽史》、《金史》的编撰者不仅认识到需采“国语”入史，以体现其历史特点，而且认为应对“国语”加以解释，方便后世读者，以免时过境迁，后世之人茫然不得其解。因此，《辽史》、《金史》中不仅保存了其“国语”，而且撰有《国语解》对之进行训释。《辽史》作者阐述其作《国语解》的动机时说：“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后何从而考哉。今即本史参互研究，撰次《辽国·语解》以附后，庶几读者无龃龉之患云。”（注：辽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1534.）《金史》撰者说：“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方言也。《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缺焉。”（注：金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1.）这说明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对“国语”进行解释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辽、金史。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刘知几考虑得更周全。《国语解》从语言方面体现了《辽史》、《金史》民族史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