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中国古代外贸发展史上，是一个积极对外开放，广泛招徕蕃商的历史时期。其海外贸易往来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及波斯湾等地区的五十多个国家。在宋朝的沿海城市和港口，不仅聚集了无数往来贸易的蕃舶，也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外国商人。南宋时的泉州港，曾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1]（《方舆胜览》卷12《泉州》）的盛况。宋朝外贸盛况的出现，是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绥抚蕃商政策的一个积极结果。宋朝在招商中实施了哪些积极的政策？在绥抚蕃商中采取了哪些有益措施？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积极招徕蕃商 盛情款待蕃客 在宋朝，由于“商舶之利，颇助国用”[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外贸利润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所以，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招徕远人，阜通货贿”[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积极实施。 宋朝初期，为了“招徕外夷”，“来海外之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7），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3]（《宋史》卷186《食货八》）。宋真宗朝马亮知广州时因陈进乱，海舶久不至，马亮遣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3]（《宋史》卷298《马亮传》）。南宋高宗时，为了措置市舶之利，令知广州连南夫，劝诱已在广州取妻定居的大食商人蒲亚里归国，以“往来干运蕃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如此积极主动遣使亲赴海外勾招蕃商蕃货，这在中国古代外贸史上是不多见的。反映了宋朝统治者对招商的重视，对积极推行招商政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多地招诱外商，宋朝统治者还采用封赏、补官等奖励办法。在宋朝，无论是出海贸易的中国船舶纲首，还是来中国贸易的蕃国舶主，或是长住中国的蕃长，只要能招徕外商，使宋朝官府增加货贿，都会受到封赏。如宋神宗时大食商人辛押拖罗，因能招徕舶货，被封为“归化将军”[4]（《萍洲可谈》卷2）。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蕃舶纲首蔡景芳，由于“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被“特与补承信郎”[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又有大食蕃国蒲罗辛，由于“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亦被“特补承信郎”，以示“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而且，朝廷要求蒲罗辛回本国后“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2]（《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4）。宋朝统治者如此关心重视招商，对宋朝广来蕃客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朝为了表示对远人的怀柔之意，对涉洋浮海来华贸易的蕃商一直采取盛情款待的政策。据周去非讲：宋朝“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愬（同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5]（《苓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广南市舶司亦讲：“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费用不多，所说者众。”[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2）。为了统一各地市舶司犒设蕃商的排宴标准和规格，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提举福建路市舶的楼
就广州与福建市舶司犒设蕃商的差别提出了建议。他说：“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因此他提出：“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可见热情款待蕃客是宋朝的一贯政策，这对招徕蕃商必然会起到促进作用。 二、适宜措置舶利 净化招商环境 宋朝通过招徕远物“抽解”关税、“和买”蕃货，独占了大量的外贸利益。宋高宗曾于绍兴七年（1137年）讲：“市舶之利寝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所以说“抽解”关税、“和买”蕃货是否合宜，蕃商利益能否得到保护，有没有一个宽松的贸易环境，是能否实现“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的关键。因此，宋朝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对关税标准的调整，维护蕃商的合法权益，净化贸易环境。 北宋初，对蕃货曾以十抽其二的标准征收关税。宋太宗时，为吸引更多蕃商，将海关税征收标准降为“十先征其一”，对抽解后的蕃货，“官尽增常价买之”[3]（《宋史》卷186《食货八》）。如此措置确实对蕃商具有吸引力，但却使“官益少利”，所以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又诏：“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此后，“大抵海舶至征其什一而给其余价值。岁入以数十钜万计”[6]（《广东通志初稿》卷30《番舶》）。宋神宗熙宁初，为招徕更多海外之货，又将抽税标准降为“十五取一”，而且“宽期纳税，使之待价”[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7）。这次税率的调整，更促使蕃商涉洋负贩，往来不绝。但到宋徽宗时，由于又恢复了十取其一的旧制，而且，蕃货尽由官市，蕃舶前来者日少。南宋初的统治者，明知“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但因国用极度穷困，市舶之税又十取其二，甚至一度“措置抽解四分。”由于抽解太重，蕃商多不肯前来，宋高宗不得不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再诏调整税率：“依旧抽解一分，余数依旧法施行。”[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5）自此之后，南宋的关税基本上稳定在“十抽其一”的比例标准上。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朝蕃商来华的多寡，是随着关税率的高低及和买状况的变化而波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