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类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人”的问题凸显。面对困境，“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浮出水面。“人是谁”这个问题要求的不是一个知识学上的答案，而是对人之生存状况的正视，是从本根上对人之为人的追问，它针对的是人类具体的生存困境，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它是一道古老而又常新的难题，它无关乎我们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深奥的抽象概念。或者说，恰在知识的无能处，这个问题才以本真的形态现身，它是在人的实践着的行动中被迫反省自身时进入人的意识中，“人是谁”与“做人”相关联，“做人不只是与头脑中的概念有关的一个术语，而是人这一特殊存在方式的一种处境，一系列条件，感觉能力或必要前提。”[1](p3)它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是求知的欲望和好奇，而是人之生存活动中的难题。疑难起源于处境，现代人的疏忽正在于他们忘记了自己生存的艰难处境，忘记了自己是谁。因此，“当代很多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远远离开了那导致哲学得以产生的处境，以致他们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系。归根到底，哲学是为人创造出来的，而人却不是为哲学创造出来的。”[1](p2)问题的症结点是我们对人的思考必须回到人，回到具体生存活动中的人。 一、海德格尔“人”之“思”内涵阐释 海德格尔以其现象学视野的深刻洞察力，把人置于科学甚至哲学（形而上学（注：此形而上学是海德格尔梳理委弃的所谓“柏拉图主义”。通过对哲学源头的追溯海德格尔终结了实体形而上学，但他在致“思”于“无之情形时”，仍有一种非认知的形而上学的建构意味。笔者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肯认，并把这种努力视为对价值形而上学的一种祈向。价值形而上学解构的是实体形而上学，建构的是一种以人生态度或人生意义指点为宗趣的虚灵的真实。参见黄克剑先生的《价值形而上学引论》等著述。））都无能为力的始源处，将人植入贫困状态来思人之人性。为此必须把自己从对“思”的技术阐释中解放出来，这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里，“思”本身被视为一种τεχυη［技艺］，就是一种为行为和制作服务的思考方法。于此，“思”是从实践和创造的角度来看的。“把思想称为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理论’行为，这都已经是在对思想的‘技术性’解释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了。”[2](p368)结果作为“思”之要素的存在即作为本有的道说(Sage)的存在，在对“思”的技术性解释中被牺牲掉了，即此“思”放弃了本有的道说。始自智者派的“逻辑学”强化着这种解释的认可，人们按照一种与“思”不相干的尺度来评判“思”，当“思”偏离其本真性时，“思”便完结了，变成一种根据最高原因来进行说明的技术，人们不再运思而去从事哲学，哲学下坠为知识，甚至沦落到在诸科学面前辩护的窘境。因为存在被遗忘，人沦落于无家可归状态，现代人所经验的危险已昭然若揭。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是由存在之天命而来，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引起的，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掩盖起来。在临近的危险面前，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不能思“存在的荒芜”，只好在主体性的高扬中，如履薄冰自鸣得意地陶醉于理性编制的花环，为自己是“理性的动物”而欢呼，为掩饰悲哀和不幸，至多在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形而上学之规定中作些修补。无论笛卡尔的理智实体，富兰克林的制造工具的动物，还是尼采的权利意志，弗洛伊德的心理能量，都没有触及到人之为人的本性，反而凸显了人之无家可归状态。人因无法归属于存在而仅能在表象中审视存在，存在成为存在者的“最普遍的”，因而涵括一切的东西，或者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一种创造，或有限主体的制作物。鉴于人之根本性的无家可归状态，就要恢复“思”之力量，“思”之运思完成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思”作为存在之“思”有双重内涵，首先“思”归属于存在；其次“思”在归属之际倾听着存在之调音，作为倾听着归属于存在的“思”，就是按其本质渊源而存在。以此来思“人是理性的动物”及其修补论，就可洞悉其是以那种对存在之真理不加追问的存在者解释为前提，人与存在本质的关联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被遮蔽了。只有“无之追问即‘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被思时，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才能得到揭示，则人之人性才有了谈论的前提。通过对形而上学的反思，海德格尔把此之在带到了存在之本有和存在者与存在区别面前，体悟道人之本质就基于他的绽出之生存。“绽出之生存只能就人之本质来道说，也即只能就人的存在方式来道说，因为就我们所经验到的情况来看，惟有人才进入绽出之生存的天命中。”[2](p380)绽出之生存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既非某个对象性的东西，亦非某个人格性的东西。只有从“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生存论分析”之领域内才能得到思考。人是生存在世界中与物、与人烦忙着打交道的存在者，只有在“世界”的建构中，人才体验着他的本质，并体验着绽出之生存(Ek-sistenz)的绽出(Ek-)。人归属于在且以其本己的方式向着存在而在场的方式就是绽出地内立于存在之真理（无蔽的敞开）中。反观将人性视为理性（包括精神、人格、灵魂等）的规定则尚未经验到人的本真尊严，只涉及到人的机能，而无关乎人的生存处境。“只要人是绽出地生存者，人就存在并且就是人”。[2](p412)与其说我们离动物很近，不如说我们更不远于“神圣者”，当我们居于存在之敞开域的澄明中为“神圣者”之光亮所指引时，我们才能本真绽出地生存，才能思存在之真理，才能比形而上学所问更为原初。“恰恰是对神性的崇奉，强化了人性的重要；恰恰是神权，限制并阻遏了王权；恰恰是神道，推进了人道精神的宏布；恰恰是神本，提高了人的地位。”[3]问人是谁，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人，这是一个含有应当的价值的问题，这个价值并不是人之属性也非人之高贵的表征。“人之本质的高贵并不在于：人是存在者的实体而成为存在者的‘主体’，以便作为存在的统治者让存在者的存在状态消融在那种被过于聒噪地赞扬了的‘客体性’中，倒不如说，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绽出地生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们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2](p388)因此说到底，当把人之人性规定为绽出之生存时，强调的本质性的东西并非人，而是存在，即作为绽出之生存的绽出状态之维度的存在。当存在之澄明自行发生时，存在才能转让给人，人亦须从绽出之生存出发来思存在之真理。此之在(Da-sein)因存在本身的天命而被发送到存在的切近处，此"Da"才会明起来，才能思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才有可能克服存在之被遗弃状态。只有在绽出地生存着的被抛中，人才比理性的动物更源始些更本质些，也比那个从主体性来理解自身的人更少些，人才进入存在之真理中，才会获得看护者的根本赤贫，而将自身召唤到对存在之真理的保藏中，而居于存在之切近处。“人也决不首先只是主体，这个主体诚然始终同时也与客体相联系，以至于他的本质就处于主体——客体关系之中。毋宁说，人倒是首先在其本质中绽出地生存到存在之敞开状态中，而这个敞开域才照明了那个‘之间’，在此‘之间’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才有可能‘存在’。[2](p412)这就要借助“思”之强力的指引，把人指引到他的历史性逗留的源始维度中去，并深思存在的本质，“当思想回降到最切近者之切近处时，思想才克服了形而上学。尤其是当人已经在攀登时误入主体性中时，这种下降就比那种上升更为困难更加危险。这下降引入homo humanus［人道的人］的绽出之生存的赤贫中。在绽出之生存中，人就离开了形而上学的homo animalis［动物的人］的区域。”[2](p415)应强调的是把人之本质规定为绽出的生存，这种“思”是一种行为，但它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它发生在这种区分之前，这种思想之为“思”在于它对存在的思念。此“思”参与存在的建构，并把人之本质嵌入存在之真理的栖居中，这种栖居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本质。作为绽出之生存，人的存在从来不是完成时，而是处于当下鲜活体验着的境域中，人时刻都要面临抉择，没有哪一次选择是一劳永逸的。人生来就被抛于困境，时时面临生存的难题，这难题表现在人的苦恼、困惑和精神痛苦中，其解决不在于拥有多少知识（理性），而在于这种知识中涵淹着的智慧，更在于这种智慧融贯于人的生命践履中。因此做人就是行走在路上，风雨飘摇，有期待，有鼓励，甚至一路歌着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