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文艺报》陆续刊发的，有关关仁山中篇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及进而展开的关于“如何在新的时期坚持和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的讨论、争鸣文章，不知怎么，便一下子想到了那句“理论是灰色”的名言，产生了理论是不是也可成为任人打扮的顺从的小姑娘的疑虑，随之也就涌起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想法。 不是吗，争辩的双方，都是用现实主义理论原则评定作家作品的现实主义尊奉者、捍卫者，但切入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却如冰炭般那样的难以相容。当然，这对文艺批评或争鸣论战来说，不仅完全可以说是正常的，而且是应予鼓励和支持的。但遗憾的是，有的文章不仅“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甚至南辕北辙，贫乏无力，矛盾百出。如，一方面说，“生活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真实”，但又指责作品未能给发展农业开出一个如何防止水土流失，如何消灭病虫害等专业技术方面的万灵药方来。真不知要的是小说还是农业发展纲要；一方面说，“真正的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描写生活真实上。如果现实主义在描写生活真实的同时，不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出来，那是不充分的，还没有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但又在不得不承认（原文为“即使我们承认”）作品展示了“当前农村前景无限美好的一面”，关仁山敏锐地看到了只有依靠“产业化”，搞“生态农业”才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的同时，却又断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极少数人的未来”。这就怪了。难道能把“实现”时间的长短，作为衡量是非的惟一标准吗？而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不从来都是少数或极少数吗！想想看，当年关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引发的那场争论，持否定态度者不就是认为具有大刀阔斧作风，和一定现代管理手段的乔厂长“不典型”、“不现实”、“行不通”吗？事实怎么样呢？事隔20多年，再看，乔厂长“那一套”，不是不仅已经遍地开花，而且大大发展了吗！当年，安徽那几户农民搞联产承包，在全国来说，不仅是“极少数”，而且是冒着杀头危险偷偷摸摸干的，不更是星火燎原，换来天下粮仓满而成“患”了吗！那么，对于陶立的所言所行，既承认其代表了“未来”，再疑神疑鬼，不能不说是陷入了杞人忧天的怪圈。 更为可笑的是，几乎所有“反方”的文章，都把陶立用“掉包计”巧见韩国经理一节，说成是“违法乱纪”。其实，若真正按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论事，那不过是机灵能干的陶立，通过“不正当手段”入场，以求以更优的大米进行正当竞争，所施展的一个小权术罢了。何罪之有？如果连这也要“诉诸法律”的话，恐怕小说就没得可写了。 诚然，“反方”的几篇文章，也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红月亮照常升起》，也绝非白璧无瑕，没有可供商榷之处。但窃以为，评定一篇作品，首先应该考虑其基本倾向。只有把基本倾向的坐标定准了，才不致造成逻辑混乱，导致“迷失”。《红月亮照常升起》基本倾向是什么？就是对“当前农村前景无限美好的一面”的生动展示。离开这个前提，一切就无从谈起。 在此，还想顺便谈一谈，有关批评的文风问题。几位评论家一致断言关仁山“对当前农村的发展是缺乏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的”。可反躬自问，批评家们，对当前农村的发展认识了解得又有多深入呢？恐怕比关仁山深得也有限吧。否则怎么会不约而同地一致搬出经济学家的那段“理性论断”，以取代应更多体现富有自身个性的“诗性话语”呢。试想，一篇一百多行的文章，引经据典就占去了三四十行，是一种怎样的写法。而之所以又都认为《红》写得不真实不深刻，恐怕就是嫌作品没有按照经济学家定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基调行事吧，然则，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篇仅有几万字篇幅的中篇小说，尽管已写出了光明前景和发展道路，都还不能算作深刻，还必须像浩翰的《人间喜剧》那样，搞一个编年史？让人们从中学到比从许多“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东西才算“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果如此，那中短篇小说也就很难写了。 总之，现实主义不是筐，不能什么都想往里装。尽管它具有发展、多元、开放等极大包容性的品格。所以也就不能想从中拿什么就会有什么。现实主义之所以为现实主义，其核心当是现实二字。若此，如果自己对某一“现实”并无真正深刻认识了解，却要硬做这方面文章，恐怕是很难得其要领的；引证经典作家的论述，最好能食而化之，“对症下药”。否则只会“穿靴戴帽”做夹生饭，不仅于“病”无补，而且容易引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