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1-0003-04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日益强有力的挑战，结果导致其领域的愈益狭窄甚至萎缩，这无疑已经在我们的一些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学界的困境，同时也是整个国际学界遭遇到的困境。我在欧美大学讲学时，也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人文学科什么都不是(The humanities are nothing)！因而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范围内，文学研究的地位也就显得愈加不确定，甚至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已濒临消亡。就当今北美的文化学术状况而言，国别（英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面临着另一股更加强有力的思潮的冲击，这种冲击就来自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精英意识和反文学等级意识无疑对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和等级之外的“边缘话语”挑战“中心”的企图起到了有力的推波助澜之作用，促使它们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 诚然，我们所讲的文化研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占据西方学术界主导地位的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或学术话语。它严格说来并非一门有着界定明确的学科，它也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但它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论话语，其当代指向性和大众文化取向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它的反精英、反等级意识和批判性也是十分明确的。它大致涉及这样几个研究领域：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对包括后殖民写作和理论批评在内的种族研究，对某个特定地区跨越学科和文化的现象进行综合考察的区域研究，对以女性写作和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和对包括影视文化在内的一切亚文学文化传播媒介进行探讨的传媒研究，等等。在上述几个领域中，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个领域都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而我在此要提出的文化身份研究则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涉及种族研究和性别研究，并有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建设意义。它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完全有可能引发出一些有意义的理论课题和个案分析，并能据此出发提出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理论建构。鉴于文化研究的一些主要理论家大多来自文学研究领域，他们只是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拓宽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成果，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并不会导致文学研究的消亡，反而会从另一个方面使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焕发一些生机，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成果。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利维斯、弗莱、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斯皮瓦克等就同时在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其本来的研究领域，而波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们的思想。 无疑，在目前的文化研究中广为学者们讨论的文化身份问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课题。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呢？它包括哪些方面呢？它对文学研究有何实践意义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文化身份在不同的场合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则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实际上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而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到处建立分支机构，其影响越来越大，在跨国公司里工作的人的身份也就越来越不确定，他们在异族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生活必然也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因此文学研究者自然不应忽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即“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identity)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construction)”。显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我们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因而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尽管对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来自西方学界，但是将其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照样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在这方面，鲁迅的作品最能显示出这种特色。我所选取的文学文本就是他的著名短篇小说《阿Q正传》，小说主人公阿Q从姓名到“政治”和“文化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和多重的：他连一个最起码的中国人的姓名都没有，作者就随机从英文的26个字母中任意取了一个“Q”作为人人都可以用的称呼；政治上他也有着二重性，时而十分激进，时而又流露出对保守的民族传统的依恋；而文化上也集中了一些落后的和丑陋的愚昧特征。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个人物时，并不对他表示憎恶，而是在嘲笑他的同时倒对他寄予了几分同情。鲁迅正是通过阿Q这个人物的刻画，揭示了中华民族丑陋的国民性和腐朽的传统文化打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文化身份印记，而阿Q则是这一国民性和旧文化传统的牺牲品。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典型人物系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中国民族和文化的身份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