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被革命的身体 梅洛·庞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我想，文学的问题也可以。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便会知道，一种新的文学变化已经来临。我指的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的力量逐渐地在文学自身的革命上转移，它更多地走向了作家这个主体。“私人写作”、“七十年代人”、“身体写作”、“下半身”等一系列的文学命名，均与作家本人的身体叙事有关。或者说，身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文学动力。我承认这里面所存在的巨大的进步因素，决非草率的道德批评所能解决和否定的；但同时，我也不会轻信“私人”和“身体”是文学发展的惟一源泉。当我听到有人在标榜“私人写作”时，我想知道他（她）这个“私人”接通的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哪一条血管；当“身体写作”成了一种文学时尚时，我会追问他（她）的笔下的“身体”究竟是哪一个身体，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物质和生理意义上的？当“下半身”成了更年轻一代的写作口号时，我想知道“下半身”一旦完成了它本身的反抗意义，是否还是肉体和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或许，文学正是在这种怀疑和辩驳中艰难地前行。 不能否认的是，身体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异乎寻常地显露了出来——伴随着新一代作家的写作冲动，身体前所未有地渴望找到自己在文学中的合法地位。但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一种蔑视身体的传统，今天要想突破这个传统，并让身体在文学中有所作为，决非易事。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承认人是一个有“欲”的身体性的人；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更是直接把幸福和忧患都看作是身体性的；可是到了孟子，他说“杀身成仁”，“舍生（“生”者，身体之生也——作者）取义”，就彻底否认了身体的意义，并推崇对身体的灭绝（“杀”、“舍”），来成就那个“仁”和“义”。“仁”和“义”是什么？就是道德、意义、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为了它的实现，首先必须牺牲的就是身体——身体在这里成了障碍。好比“诗言志”这个说法，重要的是“志”，“诗”是为“志”而存在的，最终，“志”就取代了“诗”，就像“仁”和“义”取代了“身”一样。孟子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统治者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的管理，久而久之，整个中国文化留下的便都是“仁”、“义”和“志”的演变史，至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身体文化，即便有，也只是存在于房中术和饮食文化上，它是黑暗的，不容于正统文化。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潜在意思其实就是说，它是没有身体的文化。 直到现代，一次次风起云涌的革命，其对象还是身体；革命，在表面上是改造思想，最后达到的效果却是改造身体——思想是通过身体来体现的；思想在里面，它的命是革不掉的，只有外面身体的命被革掉了，它里面的思想才会最后消失。所以，革命到最后，往往变成一场消灭身体的运动：它或者造就一个个驯服的身体（像“文革”时期那些弯着腰生活的知识分子），或者把一个个不驯服的身体（如张志新、李九莲、顾准等人）折磨至死，让他们在身体上变成一个无。可以想象，在一个身体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获罪的革命年代（你在背诵语录过程中一次不小心的口误，就可能被监禁、流放；你偷偷地对领袖画像作了个鬼脸，就可能被处决；你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就可能被认为是“流氓”……），身体其实已经变成了异类，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它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厌弃自己的身体——自杀在那个黑暗年代会那么普遍，就在于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你除了消灭自己的身体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来满足革命的要求了。自杀，是一个还有自尊的人，最后一次行使自己身体权利的行为。之后，一个对身体实行全面专政的时代已经来临。 回到文学问题上来——在这样一个身体被专政的时代里，作家们都只好争着做没有身体的人，他们不敢用自己的眼睛看，不敢用自己的耳朵听，不敢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不敢用自己跳动的心脏说话，他们主动地将自己的身体和身体所感知到的细节藏匿起来。写作成了“传声筒”，“留声机”，没有了自我，没有了真实的身体细节，一切都以图解政治教条或者统治者意志为使命。与这个时期的文学有关的词语序列主要是：政治、服务、歌颂、揭露、工人阶级、典型人物、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等等；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自我、形式、语言、实验、个人等新词，但身体一词始终是缺席以的，至于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写作只和社会思想和个人智慧有关，它并不需要身体的在场。令人惊讶的事实就在于此，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写作时赖以凭借、以及最终要抵达的身体，却长期在文学创造的过程中被宣布为非法，被放逐，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很难想象，如果一个活的、经验的身体不在，写作将如何真实地进行？我甚至认为，即便是具体的身体疾病，也会严重影响一个作家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如结核病之于卡夫卡的阴郁、肺炎之于普鲁斯特的耐心、哮喘之于鲁迅的愤激等，何况身体的缺席。 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才会要求文学写作必须抽空身体和身体的细节，而空洞地屈从于一个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些文学主张从来都是反身体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至于文学身体本身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艺术的美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说出来的“志”和“政治”是否正确和高尚。古诗讲的“兴、观、群、怨”，郭沫若说的“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它们和“诗言志”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外在的事物与之相对应。在这里，文学的身体只是作为载体，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文学不是靠自己的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它成了工具，被别的东西所使用。失去了身体的文学，只能让“志”、“仁”、“义”、“政治”一统天下。历代以来，只有很少的人，能意识到这对文学是一种伤害，并试图反抗这种无视文学身体的局面，比如，袁羽在《沧浪诗话》中就说，“夫诗有通体贵含蓄者，通体贵发露者”，“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材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诗歌的身体，所谓“天材豪逸”，太白体之谓也。关于这点，当代著名诗人于坚有过精彩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