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以下简称《心态史》）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书后记称“力图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切入，对本世纪中国作家的心态类型、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描述，以期进一步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723页。）。遗憾的是，通观全书，似与预期目标相距尚远。 平心而论，此课题有一定特色：该书纵览百年中国文学，关注文学思潮、时代心态，相对于以往的某些作家心态研究，近乎“长时段”；洋洋洒洒58万字的篇幅，力图包罗万象，兼及台港，也算宏篇巨制；特别是从作家传记、回忆录等已有成果中搜集、辑录了相当可观的有关作家心态的史料，使后来者免去不少搜寻之苦，类似史料长编；但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却拙于分析，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 该书封底将此书誉为“国内第一部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入手，分析描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心态类型”的专著，但愿这纯属广告用语，而非学术史定位。若以研究中国作家心态时限长达百年论，确无先例；就选题的开创性而言，此书并非拓荒者。除时段不同（一为现当代，一侧重当代），疏密有别，深浅有异，价值判断分歧，孟繁华完成于1995年的博士论文《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也尝试“从作家心态的曲折变化入手，梳理并描述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注：《梦幻与宿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页。），在选题上与之极相类。两书主要运用的实质上都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心态史》后记也透露出：“由于我们一直特别注重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对于作家个人的尤其是生理心理机制方面的材料发掘不够”）（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632页。）。孟著虽出版在后，但大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刊物上，早为学界关注。遗憾的是，《心态史》作为一个国家级课题，却对国内同类课题缺乏必要的了解，致使部分章节低于孟著水平且重复，而未能有所超越。 其实该课题大有可汲取、可借鉴的成果。除孟著，除书中提及的李辉关于巴金、周扬、冯雪峰等人的心态描述，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关于鲁迅的心理推断，以下研究似不应忽视：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诸作开始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总体研究，尤其是他的《丰富的痛苦》一书，实质上已从对中国作家心态“点”的解剖进入了“史”的展现；孙郁《百年苦梦》一书，对20世纪中国文人（大都是艺术气质很浓的文人）的心态也作了心心相印的描述。在钱理群、孙郁的笔下，作家复杂的心态弥散出诸种不确切性的光芒，而研究者则费尽心力地用文字捕捉，那“难言”与“言说”间的话语魔力恰是语言不无简化、轻率的《心态史》所欠缺的。 又如王晓明的论著《潜流与漩涡》对20世纪十余位中国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所作的体认深刻的分析；再如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神话》一文对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注：《当代西绪福斯神话》，《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作者颇有新意地发现了史铁生因残疾心态而生的类宗教精神（《心态史》“主体生理机制与作家心态”节中也有一段谈及史铁生残疾心态的类似论述，想是不约而同，否则理应注明出处）（注：《心态史》抄袭了《当代西绪福斯神话》第42页。）；吴俊另著有《鲁讯个性心理研究》一书，对鲁迅的负罪感、虚无意识、被虐与攻击心理、性爱心理以及暮年意识都有着不无偏颇、却发人深思的阐释……上述研究的深度以及透露出的诸多学术生长点，使学界有理由要求此课题在广泛汲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推进。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读毕全书，却发现其思维水平不时从前述更具文学心理学意味的深度思考，降至作家经历、心态的浅表记录。且部分章节概念芜杂，持论偏颇，史实有误。以下分别析之。 一 该书并非没有将平面化的描述提升为更有价值的“理论形态”的自觉，但涉及理论层面的概括往往不能做到逻辑自足。用以分门别类的概念或重叠，或不平行，以致不能准确地说明“希望作出的是什么区别”。 如书中依据主导心理动机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导心态类型分别概括为：政治型心态（书中又称其为“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人文型心态、超然型心态。被该书归入政治型心态类型的作家计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郑振铎、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夏衍、老舍、闻一多、朱自清、冯雷峰、沙汀、艾芜、周扬、胡风、丁玲、艾青、何其芳、李广田、赵树理、孙犁以及建国后活跃于文坛的郭小川、贺敬之、柳青、欧阳山、梁斌、峻青、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洁、梁晓声等；归入人文型心态类型的作家计有：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以及活跃于新时期文坛的莫言、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归入超然型心态类型的作家计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林语堂、张爱玲以及活跃于新时期文坛的杨绛、孙犁、汪曾棋……（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3页。） 融入时代潮流的作家其创作是否必然从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动机出发？如鲁迅，如朱自清；而郑振铎虽曾亲历上海工人反对“四·一二”屠杀的游行，也有与开明书店同仁联名致信国民党抗议暴行之举，但“从主导心理动机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来看”，将其归入“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类型似有不妥。“五四”时期，他便反对在文学中渗入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动机（而非如书中所言主张“以文学为武器”），认为“如果作者以教导哲理、宣传主义为他的目的，读者以取得教训、取得思想为他的目的，则文学也要加上坚固的桎梏的危险了”（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30年代无论在北京编辑《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时，还是主持燕京大学中文系之际，他都“谨守文学本业”，并扶育了北方一片远离政治、埋头写作的文学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