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笔谈)

作者简介:
王晓明(1955-),男,浙江义乌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36 罗岗(1967-),男,广东龙川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王鸿生(1951-),男,上海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文学院院士;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36 沈卫威(1962-),男,河南内乡人,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河南大学 中文系,河南 开封 475001 包亚明(1965-),男,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3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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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1-0005-0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我们讨论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取的一个比较窄的涵义,主要是指:以苏东剧变、中国和越南等国开展“市场经济改革”为表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美国模式”几乎成了“发展”的惟一典范,自由主义成为全世界的思想主流;互联网和生物基因技术成为“新经济”的象征,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种“新经济”中的整体差距日益扩大;中国自90年代初开始新一轮改革,10年经济持续增长,又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融空前密切;10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地区差别、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构成、个人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纸面的出版物之外,出现了网上的交流空间,它虽然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但就文学、文化的批评和表达而言,它的空间却可能继续扩大;中国思想界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性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主义革命、“新经济”、对“现代化”的反省……都产生了明显不同的认识分歧,“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思想界关心的基本问题;至少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里,人们明显感觉到,那些体现了80年代的思想主流的思想、文学和批评概念,如“现代化”、“主体化”、“异化”、“纯文学”、“个人写作”、“先锋性”等等,以及作为上述概念的支撑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倾向,如对“现代化”的80年代式的向往、对“语言”的本体意义的突出的强调、对“客观性”的轻蔑等等,似乎都难以继续向人们提供解读文学和社会文本的充分依据……

      至于题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则不仅包括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的文学,更包括当下的文学,因此,它的研究范围的时间下限是不断伸展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并不只限于文学文本,而同时包括与这文本有关的各种文化和社会文本。

      一旦这样来定义“中国现代文学”,你就会看到,与譬如唐代文学或古希腊文学研究那样的学科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显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与当代精神生活的直接联系,或者说,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不但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当下”的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而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密切的关联,更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处在“现代”,处在那些孕育了现代文学、因而成为这文学的重要回应对象的社会条件和问题之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当代性”大致有两种表现: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渗透,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也特别遭人垢病;二是对研究者所处的当下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不但及时凸现,而且试图回应),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的互动(既领受其影响,也给予反馈),这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都很明显。

      如何看待这后一种“当代性”?至少到80年代中期为止,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是明显以这个“当代性”自傲的,他们相信,正是这个“当代性”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为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

      但也有另外的评价。也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现代文学研究不应该继续充当“政治”的工具,应该以“审美”为本位;到90年代初,学界开始检讨80年代的“激进主义”,呼吁建立以“文化”为本位的学术规范,这同样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界。1994年西安的现代文学年会正式提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甚至建议将现代文学研究转变为某种断代文学(例如“民国文学”)研究,在学科类型上向古典文学(譬如唐代文学)研究“看齐”。可以说,到90年代中期,要求现代文学研究坐稳本位,不要“越界”的呼吁,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以这个主流的眼光来看,上述那样的“当代性”显然弊大于利,甚至由此形成一种严厉的判断:坚持“当代性”等于背离学术性(这也正合乎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论断)。

      我的意见是:在今天,上述那样的主流看法,以及上述由此派生的严厉判断,都值得仔细商榷。作为一种人文学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有其本位,但是如何理解这个“本位”,思路却不应该过于狭隘。首先,这个“本位”是否是一以贯之,从过去到将来,都不可更改的?其次,假定确实有这样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本位”,研究者对它的体认,却难以避免自己所处的特定时空的限制。这就造成两个后果:首先,你很难一下子看全,你看准了那“本位”的某一面,却可能同时忽略了另一面,因此,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特定环境里形成的对于“本位”的理解,无论如何“主流”,都不应该被等同于就是那个“本位”的全部了:其次,更重要的是,虽然是在描述超时空的“本位”,你的描述本身,却一定染上了具体时空的色彩,因此,“本位”与具体的时空即“当代”,在任何对“本位”的体认中都是互相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特定时空中的人们所理解的学术研究的“本位”,一定是包含了他们的“当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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