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1)05-0068-03 世纪之交的文学，平民化的创作倾向对小市民的生存状态、苦乐得失给予了某种关注和同情，传达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格调既迎合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的距离。这些小说共同的内涵就是观念消解，建构“社会价值多元”和“个体价值一元”的民间立场。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乃至被抛入到讥笑的荒野之中无人理睬。作家和读者都在世俗的怀抱里过狂欢节，迷失在民间中而无力自拔。 一 中国现代文学以“大叙事”为基点，以一种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姿态，用宏阔的视野表现宏伟的社会文化理想、政治理想，当然包括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理想，是以“人的现代性”为其核心，写作主体是一个以自我标榜为现代意识的代表及其守护神的人文精英分子组成。而“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挫折和疲惫，中国大陆文学出现了一种民间化的倾向。有人‘躲避崇高’，有人‘直面世俗’，有人‘融入野地’，有人为‘民间的还原’而热烈欢呼。一群群作家和评论家放弃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而走向民间，努力获得民间大众话语的同时对‘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精英话语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文学开始寻找所谓‘民间范式’，民间话语成为一种潮流，正迅速地淹没着大陆文学界”。[1]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是知识分子降低文化叙事，转换甚至放弃自己意义立场的开始，方方、池莉率先把笔触伸向世俗的最底层，《风景》再现了汉口“河南棚子”中底层平民辛苦而麻木的生存状态，二哥和七哥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卑贱的命运，但二哥的梦想被“文革”击碎了，七哥虽借助联姻挤入到了上层社会，却也付出了情感的代价，他的奋斗已远离高尚。这里，知识的意义开始消解，作家借此来揭示“生活本身就是个黑洞”的无情事实。方方的“知识分子系列”更是刻划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生存的窘态，她试图着力探讨知识在民间的人格萎缩究竟是人性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抑或是环境的悲剧？从她的作品里，人们开始感觉到知识在喧闹的社会转型期已逐步丧失其原有的高贵和尊严。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构成“人生三部曲”，不避繁琐地诉说小人物生活的悲苦和欢乐，她忠于生活的原生状态，通过大量琐碎的、平凡的、充满偶然的生活事件表达对生活的感觉和体验。尤其是90年代中期之后，池莉的创作面临着一次潜在的转变契机，是安于世俗，还是超越世俗？在创作视点的选择上，池莉再一次把视点下移，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由认同进而到赞美，《小姐，你早》讲述知识女性戚润物无意间发现丈夫和小保姆私情后，由痛不欲生到伺机复仇，与另一个女人合谋，展开一场阴险的陷害行动。这里，戚润物的知识身份已隐退，泼辣的悍妇骂街，在海鲜城对“美人捞”的观赏，在舞厅里窥视灰暗的人生交易，戚润物已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市侩妇女。作品里不再有“有意义的人”和“有意义的事”，人物和事件的意义取向消融在无休无止的琐碎日常生活和日常场景中，日常感知和日常生活流程淹没了一切理性思考。而到《乌鸦之歌》，池莉则走得更远，融在骨子里的民本态度，使池莉的行文进一步滑向民间化的深处——通俗化，“池莉送给自己、大众一个梦幻的同时，已经不再是一位纯文学的作家，而滑向了通俗创作。她的小说不再纯粹以作者为本位，进行心灵的求索、苦旅、拷问，而是在创作时预设一个接受对象，根据对象的心理需求照方抓药。阅读时，我们不仅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坐在梦想列车上风驰电掣，一路上处处令人心动的风景悠然而过，还看到一般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东西：高超的武艺、武林秘笈、惊险的打斗、侠骨柔情，甚至，外公成了身怀绝技又忠厚拙朴的郭靖大侠与多情风流的韦小宝的混血儿”。[2]意义溃散之后，“新写实”在文化立场上便下降到日常现实的泥淖中，一反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批判与启蒙精神，丧失了对现实的反抗性，使自己沉溺于大众实在可感的具象经验中，来逃避意义危机。价值观照和文化批判在这些具象经验面前显得苍白而陌生，任何超越和反抗都被琐碎消解击溃。而自此之后的所谓先锋派文学、新体验小说、新历史小说、平面现实主义，直至到“私人化”、“身体化”写作，一切都心平气和，自顾自怜，历史和人文的思索遁隐了，现代理想精神彻底臣服于民间叙事之中。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民间立场欢呼雀跃，人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很多作家那里同时也日益凸现。“当张承志带着由西方的‘敌意’所激发的民族危机意识与‘被歧视’的怨恨体验回身审视正经历着‘商业化大潮’二度冲击的中国文化现实，便难免会有‘可怕的堕落’这类过激的读解。从而继‘前时期’以来‘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命题之后，提出了‘抗战文学’这一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创作吁求，并与王朔等人的‘痞子文学’构成二元紧张。”[3]张承志选择王朔作自己批判的靶子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因为，王朔在知识分子文化已呈颓败之象的时候，不但不起来拯救，反而落井下石，用最粗鄙的语言挖苦、侮辱自命社会良心、人类希望所在的知识及其分子。王朔最初几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塑造一个市井无赖，肆意地无所顾忌地玩弄、欺辱一个涉世不深却又有点自命清高的女大学生，这在美学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倒不是因为其题材的怪异，而是王朔用一种近乎轻佻的姿态，藐视知识，丑化崇高，以嘲弄嘻戏来解构知识文化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他这只色彩斑烂的毒蜘蛛已是知识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死敌”，自诩为“精神麦地里最后一位守望者”的张承志向其猛烈开火，是试图在文学上保持一种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精神，使其不至于在民间化大潮中迅速沉沦失落。面对张承志们的责难，王朔反唇相讥说：“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4]从这一层涵义上来说，王朔又是民间意义上真正的“英雄”，王朔的“反智”，是通过无情地开涮“知识及其分子”来娱悦大众，为社会底层的民众渲泻心中不满之情，因此他的火力攻击点也集中在知识文化分子的忧患意识、文化批判、启蒙精神等核心价值上。虽然张承志愤怒地谴责王朔“使用一种北京土语作书写的语言，并且一天天推广一种即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吃乐喝的哲学”（《无援的思想》）[5]，但是，王朔却实实在在地被民众所热爱，其中不乏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新的价值转换面前陷入价值危机，变得自轻自贱，他们正需借助王朔式的自嘲来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理。所以，人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王朔被嘲弄的对象，即他的“天敌”，却与他一起狂欢，与他一起为“躲避崇高”而喝采，文学的人文精神在民间化进程中不可逆转地消融了。 二 文学为什么会走向民间化？这是历史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倾向都会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纪之交的民间化倾向便是当代中国转型时期总的集中的社会化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