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话语里并未浮出历史地表，而是始终潜隐于各种叙事背后，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的武器和争相开掘的精神资源。那么它是如何转化为文本精髓、在文学创作里面多样性地反映出来的呢？又具有什么样的一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呢？本文试图在历史的追求中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现代民粹思想的建构要素 民粹主义(Populism)（或民粹派）的概念原本是一个舶来品，有它特定的内涵所指。尽管目前史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仍聚讼纷纭，但无论是追封为法国的卢梭还是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注：朱学勤在其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110、111页，三联书店，1994）中通过考察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始作佣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在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而毛崇杰等则认为朱的观点很难成立。《辞海》也认为民粹主义专指19世纪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一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辐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生成都是毫无疑问的。具体来说，中国现代民粹思想的建构要素有两方面。一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也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过来。辛亥革命的夭折和十月革命成功的巨大反差，双重刺激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宏伟救国抱负，促使一些人认识到民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而民众的“非启蒙化”则是中国革命未果的原因所在。所以，俄国革命时期风行一时的民粹主义，便成了他们注目的焦点。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参阅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59版。）。转向“革命文学”之后的郭沫若也慷慨陈词：“到民间去，兵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作为这种观念的具体实践，便是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精神劳动使躯体偏枯”，因此应该抛弃罪恶的都市，建立新农村。这和列宁在《论民粹主义》中所说的“真正民粹主义的繁荣时期”的革命者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是一致的。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那种浪漫和激情，深深地激动着中国知识界，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中一种特有的格调（钱理群先生曾经称这种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堂·吉诃德气”）。 现代民粹思想的第二个结构要素往前追溯，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准民粹思想因子。而近代中国民粹思想在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身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认为，孙中山和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这是一种包含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民粹主义，确切地说，是以民粹为主、并和民主主义既离异又亲合的矛盾统一。外来的民粹主义与本土的文化信念激情碰撞之后，形成的历史合力孕育催生了现代中国民粹思想，并日趋具有一种排斥精英和知识的反文化特色。 但不管是外来的民粹主义还是本土的文化信念，都有一种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民粹主义本身就表征着一种宏伟叙事和宏大建构，一种与国家、民族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的道德优越性和神圣使命感。民粹主义尽管隐含着排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的道德形象则更为吸引知识分子，尤其吸引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 我们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化复兴，是先进知识分子觉醒之后的呐喊和抗争。面对颓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科学民主意识尚处于休眠状态的民众，他们以革命者和启蒙者自居。一方面他们极力倡导个性自由解放观念和人类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尝试凭借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互相制约与补充”的伦理模式，来建构新的憧憬和期待着的人民神话，走向新的由爱人而爱国的否定之否定道理。其显著表征就是启蒙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此消彼长和轮换交替。 二、知识者民粹主义实现的途径 民粹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施众和文化受众、文化载体和文化受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就是区别民粹与否的质点。作为民粹主义，其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以民众为本位，把民众当作真理的支柱而无极限地仰视、而非俯视和平视民众，搞民众崇拜。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日益走向大众和民间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标示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辉煌胜利的同时，也一开始就为民间话语的生长留下了广阔空间。五四时期的“个性意识并没有如施蒂纳或尼采那样的完整学说，而只是一种精神或态度。五四人物在表述他们的个体独立性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把个体的独立态度建立在这种个体意识和独立态度的否定性的前提——民族主义之上”（注：汪晖：《预言和危机》，载《文学评论》，1989(4)。）。即种族国家只有作为从前当做天经地义的偶像时，才成为个体意识的否定对象，超出反传统的范畴，它恰恰构成了“个体意识”形成的前提和归宿。即对立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停留于坐而论道的虚拟价值范畴里，极度浓缩在一个封闭的形而上的抽象范围内；而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分外贬值。郁达夫最具私人性的《沉沦》里，“零余者”“我”一方面以异样地暴露内心邪恶和颓废而惊世骇俗，一方面又把个人的一切苦闷都归结在国家的积贫积弱上，即为明证。 五四高潮过后，社会激进变革的影响和思想资源的复杂化，给民粹空间的增长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大好机遇。一大批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的反思和寻根里逐渐靠拢大众和民间，并且不惜把丑化自身形象作为认同大众与民间的条件。实际上，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确定自我身份的尺度。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动摇，就是人们常说的“认同危机”问题。具体到中国的这些作家来说，他们也体认着一个难以确定自我身份的存在危机。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在寻找自身价值的时候，一味地把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潜在地作为一个理想的“他者”对待，在和民众的比照中否定解构自身，建构一种认同民众的民粹化价值观（注：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落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个人、部落、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34页，新华出版社1998版。）。其认同途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伦理道德的维度上，反省拷打自己魂灵，认同民众道德人格；在民众面前，自身形象由崇高走向卑贱。从五四时期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个体，就极端地追求自我完善（把追求自我完善的问题意识和具体实践作为拯救自我与国家的途径），在确认和否定封建传统文化落后腐朽的同时，也一并排斥接受过传统文化熏陶濡染的知识分子，而且把其缺点放大提升，不自觉地使之处在了历史理性的烛照之外。面对工农大众自在自为的本色，道德总有一种自愧弗如的卑下感和来自灵魂深处的原罪意识。这样一种意识也许用道德归罪来概括更为恰当。所谓道德归罪就是依主流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条以及其他的预设真理来判断个体生活的善或恶，用道德绳索约束人身，而不是理解他的生活。用虚拟的理想道德来支配个人的生存，整饬个人的生命经纬，裁决当下的现实道德处境，使自己变成有罪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他人归罪还是自我归罪，都从民众（在西方是上帝）——道德法官形象那里取得这种支配权利的合法性，并完成民众伦理的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