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研究中的声调起源研究历史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的声调研究对世界的声调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对声调起源的研究。历史语言学在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中还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的语言研究除汉语外，起步晚，投入有限，资料收集、类型和历史分类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不能逾越。面对现实，扬长避短，急起直追，尽快与世界语言研究接轨是中国语言学界几代人的目标和重任。声调研究特别是声调的起源研究是中国语言研究中的“扬长”方面，长期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近年来，徐通锵引进美国最新语音学研究成果，对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提出新的方法，推动研究，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特别是近作，提出研究要以方法论为高度，举证应以事实为依据，更是应深入讨论的正确方向。 一 声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演变机理 声调的发生是指一个语言从没有声调到产生声调，是从无到有的意思；发展是指一个语言声调产生后的进一步演变，比如分化和合并，是从少到多或从多到少的意思。其实，从原则上说，发生和发展是一回事，因为就声调个体来说，无论是分化和合并，都有新声调的产生；就声调的系统来说，声调从无到有，也是一种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声调的起源就是指声调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声调的起源就是研究声调的发生和发展。徐通锵在批评奥德里库的音尾决定声调的起源、音首决定声调的演变的二元论观点时说过同样意思的话：“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因为起源就是一种演变、一种发展，而发展、演变也就是一种现象的起源。汉语的平上去入因浊音清化而产生的阴阳二调，既是汉语声调的发展，也是阴平、阴上、阳平、阳上之类的声调的起源。这种起源或发展的音变机理应该是相同的，不可能是这种二元论的格局。”（徐，1998，4）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 这就是徐通锵的一元论。 我们再引一段他的话，意思就大变了。他在反对汉语声调起源于韵尾后说：“韵尾的消失难以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那么这是不是说，它与声调没有任何关系呢？否，它可以对既有的声调产生影响，使之分化或合流。我们在《起源》中已引述胡坦（1980，34）的研究，说明浊音清化使藏语产生高、低二调，而韵尾的简化则引起声调的再分化，……这种再分化是有了声调的条件下发生的，无法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徐，2001，3—4）这段话与他上面的一元论实在找不到什么共同之处：第一，他说“这种再分化是有了声调的条件下发生的，无法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显然这里他又认为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不是一回事了；第二，他说“韵尾的简化则引起声调的再分化”，当然已经与声母无关，他在这里又从一元论变成二元论了，承认声调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受不同规律的制约、使用不同的原则来解释了。既然与声母无关的声调变化也可以成为声调发展的原因，奥德里库的汉语声调起源韵尾说和发展清浊说的二元论又有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一个挺好说明的问题变得那么复杂呢？第一，当然是事实的问题，科学的理论毕竟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客观事实存在韵尾的特征会“影响”主体元音的音高，除了承认还有什么办法呢？要想坚持发生和发展一体说，就必须否定韵尾的“影响”，但这是否定不了的事实；要想承认韵尾“影响”，就不能不否定自己说过的发生和发展一体说；第二，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语音学理论了。 从根本上说，在解释声调起源原因时，我们与他都采用“语音特征转移说”，但对如何转移的看法却根本对立。我们采用的是最古老、最常见、几乎每一本语音学教科书都必须要讲到的“协合说”，就是同化、异化、融合等等不用再作解释的常识。概括来说，就是语流中音素之间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各自的特征互相转移。这种影响既发生于音段音素之间，也发生于音段音素与超音段音素，即音素和韵律之间。他采用的是美国最新音节结构理论“响度说”，特征的转移要受音节响度的制约，因此“音节结构以元音所充任的音核为核心，其前的音素响度渐次加强，标记性语音特征的消失或变化会使其发音的音量转化为超音段的声调，导致声调的起源；其后的音素响度渐次减弱，语音特征的消失或变化会改变韵母本身的结构，但不会对声调的起源产生直接影响。”（徐，1998，1）相比而言， “响度说”是有条件的转移，“协合说”则是无条件的转移。“响度说”从逻辑上必然导致一元论，“协合说”则必然导致多元论。从本质上说，“响度说”和“协合说”都只是对声调起源原因“转移说”的一种理论解释和说明，本身并不是声调起源的原因，声调起源的原因是音素特征之间的转移。可见，“响度说”和“协合说”都不是研究声调的方法，只是对研究方法的一种解释，真正的方法是发现如何引发声调产生的原因及其过程和方式。既然是解释，当然首先要考察“解释力”。“协合说”老虽老些，道理也简单些，但几乎是“无障碍通道”，既可以解释声调的发生，也可以解释声调的发展，而且可以反复使用；“响度说”正如上文所述，要么从一元论变成二元论，要么将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从一体说变为二体说。即使变了二体说，解释的难度还很大： 第一，“响度说”是美国的最新理论，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管理论多么新，在哪个国家诞生的，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在《问题》（《汉藏语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汉藏语言中mp、nt、mt、 mb、ng、rp、rd、rg、zp、zg、lt、lg、lm、rn、jp、jm、jd等复辅音声母可以说比比皆是，前一个音素的响度级别都比后一个高，与徐文音响顺序原则一无关系”（瞿，1999，4），这还是信手拈来， 还是“现代的”，如果加上古代的，恐怕就“不可胜数”了。这些声母既有藏缅语言的，也有苗瑶壮侗语言的，包括的语言和方言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两位数和三位数。可见，这种美国最新的音节响度理论，至少对汉藏语言的音节不管用，对中国的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不管用；可见，从“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既有理论、方法中进行选择、使用”要慎之又慎，要“根据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不能因为西方的“理论”“新”或者“诞生于美国”，就可以不顾事实。如果音节响度理论对中国的汉藏语言不管用，经不起汉藏语言“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的检验，“响度说”失去核心，使用“响度说”的声调“转移说”也就子虚乌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