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942X（2002）03－0076－04 萨丕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1］（p.120）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吸收外来词（借词）的时期，其中，“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2］（p.525）。 来源于梵语的外来词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前期的西域借词，并且在整个译经中占有一定比重。据笔者对《百喻经》、《杂宝藏经》、《贤愚经》［3］所作的统计，《百喻经》中西域借词占外来词总数的6.5％，梵借词占了93.5％；《杂宝藏经》中西域借词占1.2％， 梵借词占98.8％；《贤愚经》中西域借词占1％，梵借词占99％。 早期外语词的引进，局限于西域南海传来的少数物名（如蒲陶、苜蓿、师比、琉璃之类），这一期间则是对一整套佛教理论、事物的有关语词的吸收，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引进语词的词类（包括内部小类）有了明显的扩展。以名词而言，不仅有物名（如袈裟、钵、摩尼珠），称谓（比丘、和上、婆罗门），国名（舍卫国、安陀国），山名（阇崛山、利师山），人名（阿难、提婆达多）等，而且更多的是抽象名词（如禅那、三昧、须陀洹等）。尽管梵借词绝大部分仍是名词，但已扩及动词（如布萨、耶旬），数词（如阿僧祗、那由他），量词（如由旬、拘屡）等其他词类。 从接受外语词的方式来看，西域借词基本上采用对音转写（即音译）的方式，此期除转写外，还创立了“转写＋指类名词”（注：如优钵罗花，花为指类名词，优钵罗为梵文Utpala的转写，义即青莲花。）、“转写＋意译”（注：如忏悔，忏为梵文Ksama（忏摩）转写之略， 悔是意译，合璧成词。）、“意译组合”（注：如戒律，合梵文Sila（尸罗）及Vinaya（毗奈耶）二词意译而成。）等多种形式，汉语吸收外语词的体式至此已基本确立。据笔者对《百喻经》、《杂宝藏经》、《贤愚经》三经统计，上述四式中，转写和“转写＋指类名词”占绝大多数。转写在译经中仍是接受外语词的主要形式，约占梵借词的59％（三经平均值）；“转写＋指类名词”约占30.5％（三经平均值），一些专有名词基本上都用这种方式构成，显示了汉语在接受外语词时有抗拒完全转写及乐于接受意译和部分转写的倾向。 不可否认，此期外来词确实还存在着如下不规范的现象： 1.“转写”与“转写＋类名”并存 夜叉（《贤愚经》卷一）——夜叉鬼（同上卷一○） 须陀洹（同上卷一）——须陀洹果（同上） 2.转写与转写省略并存 毗琉璃（《杂宝藏经》卷九）——琉璃（《贤愚经》卷五） 般涅槃（《贤愚经》卷七）——涅槃（同上卷一） 3.转写的不同词形并存 阎浮提（《大灌顶经》卷六）——阎浮利（《佛说慧印三昧经》） 涅槃（《贤愚经》卷一）——泥洹（同上卷一二）——般泥（《六度集经》卷五） 4.转写、“转写＋类名”与意译并存 辟支佛（《杂宝藏经》卷一）——缘觉（同上卷七） 忉利天（《贤愚经》卷一二）——三十三天（同上卷四） 偈（《佛说宝如来三昧经》）——颂（《无极宝三昧经》） 泥洹（《无极宝三昧经》）——灭度（《六度集经》卷七） 有时转写、转写省略、“转写＋意译”等几种译名同时出现，如：阿鼻泥犁（《贤愚经》卷六）——阿鼻（同上卷五）——阿鼻地狱（同上卷一○）——阿鼻狱（同上卷一三）。由于译经师语言修养不同，方音不同，在大规模吸收外语词的情况下，这种混乱状况在所难免。当然，也应指出，音节不同、构词方式不同的译名，有时往往是文体句式限制所造成的。如： 命终皆堕／阿鼻泥犁。（《贤愚经》卷六） 身坏命终，堕阿鼻狱。（同上卷一三） 下阿鼻火，上冲大海，海水消涸。（同上卷五） 此期佛经在外语词的吸收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其一，改“梵音”为汉意，即尽量用意译来取代转写。早期译经，辞质多胡（梵）音，“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梁启超《佛典之翻译》），于是三国时支谦、康僧会主张译文中尽量减少胡（梵）语成分，以适应汉人口胃，以《大般若经》第四分中一段为例：后汉支娄迦谶的译文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色不当于中住。……不行者，菩萨不得萨芸若。”支谦的译文为：“菩萨修行，明度无极，不以色住。……其不具足／明度无极，终不得一切知。”支谦以“明”译“般若”，“度无极”译“波罗蜜”，“一切智”译“萨芸若”，尽管他的译文因追求词藻而失真受到讥评，但这种努力应予肯定。其后的鸠摩罗什及真谛在倡导意译、少用梵音转写上都有过探索。此期译经中一大批意译词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如：方便（aapayika）、圆满（parisphata）、烦恼（klesa）；慈悲（karuna）、因果（hetavaphalani）、 信心（eittamati）、导师（aayaka），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