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2 ）02－0083－05 作为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汉语语音（下文简称近代音）研究成为20世纪汉语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近代音研究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整个20世纪，近代音研究领域内许多研究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创获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其中很多学者创获并予以实践的民族对音比较法，就在很大程度上为近代音研究提供了很有启发的方法论尝试。本文拟对此做出考察，并且对民族对音比较法在汉语音韵学上独具的方法论价值试作粗浅的评述。 近代音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基础 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近代音是一个不可缺失的阶段。近代汉语的语音文献不但数量上极为丰富，而且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音系模式及内容来看，也或多或少地杂糅了其他具有时空差异的语音，大多是以复合音系的形式而存在，甚至有的还在韵书中设置一些“无字之音”。这与古代音韵学家们的追求有关，因为他们大都承袭《切韵》，追求那种“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以达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境界。因此，要想搞清近代音系统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发展历史，就要认真整理这些近代汉语语音包括与其他民族的对音资料，这确已成为近代音研究领域内的当务之急。 近代音研究的主要旨趣与内容就是搞清音系和构拟音值，即对语音体系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描写。在传统的近代音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文献资料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系联法、审音法与统计法，这三种方法也构成了近代音研究中传统的方法论的基础。其中系联法是对运用反切的音韵专书进行音系分析的最普遍又最有效的方法，后来罗常培在此基础上补充归纳为一些条例，形成近代音研究中的归纳法，并在《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广泛运用；审音法是一种传统的等韵学方法，依照韵图来辨析洪细、等呼，与现代语音学理论结合，可以较好地构拟出汉语语音的音值；统计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古老的研究方法，陈第、顾炎武在研究《诗经》时已经运用，不过正式提出统计研究法的是本世纪30年代的白涤洲，后来鲁国尧等在研究诗词曲韵时大多离不开这种方法。近年来，朱晓农等一些研究者运用公式、概率等数理统计方法。在新技术革命的今天，统计法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在近代音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现在的许多研究者在实践中也都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除了上面提及的民族对音比较法和罗常培的归纳法以外，还有杨亦鸣的透视分离法、鲁国尧的韵文用韵研究法、邵荣芬的反切比较法、陆志伟的比勘互证法、宁继福的内部分析法、陆致极等的系统数量比较法，其他还有现代方音比较法（如刘晓南对宋代闽音的研究）以及利用其他文献资料而形成的文献钩稽法等，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在整个音韵学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1］近年来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尤以徐通锵为重。杨耐思、陈亚川、蒋希文、李葆嘉、范新干等也都讨论过。我们看到，这些文章对上古、中古音系的研究方法讨论居多，对近代音研究的方法涉及较少。［2］正因如此， 很多学者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对译语音的比较研究中所作的方法论的尝试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民族对音比较法的实践与争论 所谓对音，就是指两种民族语言相互翻译时所形成的译音（注：“对音”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对音”泛指一种语言和另外一种语言的语音对比，包括共同语与方言的语音对比，我们文中所用的是狭义的“对音”概念，专指一个民族与另外一个民族语言之间的语音对比。）。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音译非汉语词的对音资料，来推求当时的汉语音韵面貌和考订音系的方法就称为民族对音比较法。目前的民族对音资料大多是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等，数量较多，比较系统。这些对音资料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国外有关学者利用并大都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正如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1卷1期的发刊词中所指出的，“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近时西洋学者，如Karlgren，如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然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 民族对音比较法在研究中的应用曾经在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一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大讨论。最早使用民族对音比较法研究汉语音韵的是20世纪初的俄国学者钢和泰（Baron von stael－Holstein），他在研究汉语音韵系统时，写出《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国学季刊》1卷1期，1923）一文，利用梵文对音资料构拟中国古音，他着重指出汉语音韵研究的民族对音材料来源大概有三：中国各种方言中与日本、朝鲜、越南文中的汉字读音的比较研究；反切与韵表；中外语言之间的译音的对音。特别强调梵汉对音在中国古音研究中的重要性：“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 这种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在方法与目的上都已出现显著的变化，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后来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日本的羽田亨等人对拉萨《唐蕃会盟碑》及一些敦煌手卷中的藏汉对音资料进行初步研究，这些都激发了国内学者对对音资料研究汉语音系的兴趣。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期，1923）是国内研究者第一篇利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的材料、采用民族对音比较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专论。他一反传统的汉语［a［音来源于西域的说法， 运用六朝的对音材料证明“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不读u音或u音。 ”他还运用梵文译经的对音材料证明“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汪荣宝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在古韵音值构拟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在于他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着眼于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对音、译音的比较研究。这篇《歌戈鱼虞摸古读考》的发表，无论是构拟韵部的音值，还是运用汉语与外语的对音与译音，着眼于译音对勘，都使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为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尤其是梵汉对音，更是成为“校订古音之元上法门”。汪文一出，汉语音韵学界顿时哗然，许多学者纷纷撰文。章炳麟、徐震等保守派极力反对，认为译音极不可靠，不能作拟音的依据，章太炎甚至还否定了梵汉对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一系列音韵学新材料，因而也就全盘否定了这种民族对音比较研究的新方法。钱玄同、林语堂、唐钺、李思纯、洪瑞钊等则赞成，这场音韵学大讨论对于如何运用民族对音资料、开拓汉语音韵学的新领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后来的学者以此为切入点，迅速开展对近代音的研究，使近代音研究方法论变得丰富起来。［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