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戴庆厦(1935-),男,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

原文出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汉藏语系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为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提供证据;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材料;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依据。当前要加强单一语言(或方言)的微观语法描写,建立供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语料库,研究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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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2)02-0005-06

      本文是想以我近年来从事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心得体会,谈谈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我认为,汉藏语比较研究进展到今天,应该强调语法的比较研究,因为无论是语音还是词汇的研究都离不开语法研究的成果,语法的比较研究对语音、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谈三个问题:一、汉藏语语法比较的重要性;二、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三、当前亟待加强的三项工作。

      一、汉藏语语法比较的重要性

      汉藏语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语音、词汇做得较多,成果较丰富,而语法方面做得较少,比较薄弱。原因有二:

      一是与传统语言学忽视语法研究有关。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主要包括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3支,其中训诂学和文字学出现最早, 音韵学稍晚。早在公元前2世纪, 汉初学者就已编写了解释古语词义的专著《尔雅》,随后又有西汉杨雄的《方言》,东汉刘熙的《释名》等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专门著作。音韵学研究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影响最大的是隋陆法言的《切韵》和宋陈彭年等的《广韵》。相比之下,语法研究开始较晚。古人虽已注意到语法现象,但并未对其做过系统研究。明清在虚词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直到1898年,才出现语法研究的专门著作《马氏文通》。语法分析研究一直是训诂、文字研究的附属物。总的看来,历代学者中研究音韵、训诂、文字的人较多,而研究语法的很少。这一历史状况,必然会严重影响汉藏语语法的研究。

      二是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我国语言研究的影响有关。18、19世纪始于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是在印欧语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起,我国学者才使用这种特殊方法研究汉藏语。历史比较法是以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构拟原始母语为主要目的,其研究重点是寻找亲属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和确定同源词,认为只有语音对应规律和词的同源关系才是确定语言亲属关系最可靠的证据,而不同语言的语法关系则对确定语言亲属关系不很完备,不那么有效。因而,在以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专著里,主要是语音、词汇的比较研究,而对语法的比较研究有所忽视。我国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同样存在这一状况。20世纪以来,李方桂、罗常培等语言学大师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史,在构拟中古、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汉语语法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则相对薄弱。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语法是语言诸要素之一,而且它还关联着语音、词汇、语义等方面,制约其演变和发展。下面,我想通过一些实例论述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1.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能为汉藏语的历史研究提供证据

      语言亲属关系的有无、远近的判定,除了靠语音对应和词的同源关系外,还应有语法关系的参照。汉藏语的语法特点,有不少存在不同层次的同源关系,远的可以追溯到原始母语阶段,因此,语法关系也应是判断语言亲属关系的证据。例如: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使动范畴是藏缅语的一个最古老、最普遍的语法范畴,可以追溯到原始藏缅语共同阶段,还可能与古代汉语的使动范畴挂钩。现代藏缅语的使动范畴带有普遍性,并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和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有可能构拟其原始形式。藏缅语的使动范畴形式可分为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屈折式又分变音式和加前缀式两种。变音式有声母交替、韵母交替、声调交替等,其中以声母交替为常见,韵母交替次之,声调交替最少。不同语言屈折式的同源词,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带不带*s的交替、带不带sǎ前缀的交替、清浊交替、送气不送气交替、松紧交替等。例如:

      

      从中可以看出,在藏缅语使动范畴的诸多语法形式中,屈折式是最早出现的,其中又以加前置辅音s出现最早。s的出现与原始藏缅语动词词根的单音节性有关。后来s在有的语言里影响声母的变化, 从而构成清浊、送气不送气、松紧等的对立,有的独立出来变为弱化音节。分析式的大面积发展,是在屈折式逐渐削弱或消失之后。藏缅语的使动范畴虽有同源关系,不同语言的演变是不相同的,使用什么语法形式是由其内部系统的特点决定的。[1]

      2.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能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汉藏语中有缺少形态变化的分析型语言,如汉语、哈尼语、傈僳语等,也有形态丰富的既有屈折特点又有分析特点的语言,如嘉戎语、普米语等,即使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语言,其间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复杂的关系,对分析、解释语言类型有着重要的价值。

      如汉藏语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语序类型:VO型和OV型。这两种不同的语序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诸如谓语对宾语的选择关系或宾语的类别,语法标志的不同形式等。拿藏缅语的述宾结构与汉语对比,其差异是明显的。在宾语的类别上,藏缅语的宾语类别较汉语少,主要是受事宾语。汉语的工具宾语、方式宾语、时间宾语、处所宾语等在藏缅语中几乎全是状语,与动词构成状谓结构。至于材料宾语,在大多数语言中也是状谓结构,只有个别语言是述宾结构。从语法标记看,藏缅语的语法标记有助词(或格助词)、语序、动词的形态变化等3种。 但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存在优先等级,其等级取决于各自的语法类型。藏缅语的述宾结构之所以需要语法标记,而且语法标记多种多样,是与OV型语序有关的。因为宾语在动词之前,与主语、宾语容易出现混淆,所以必须加上语法标志以示区别。而汉语形态变化少,语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从语序的先后容易判断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一般认为,凡是放在动词谓语之后的都是宾语(大多是受事者,也可以是施事者),在动词谓语之前的是主语(大多是施事者、也可以是受事者)。汉语既无指示述宾结构的形态变化,又无指示宾语的结构助词,只能靠语序和语义关系来区别述宾结构和别的结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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