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H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2）01－0083－06 关于《诗·商颂》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的来历，《国语·鲁语》最早提及：“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诗序亦有简要叙述：“《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传：“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时，又无七篇矣。”郑笺谓正考甫为宋湣公之曾孙，孔子七世祖。（注：《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认为《商颂》乃宋襄公之大夫正考父（即正考甫）所作，司马贞《索隐》已辨其非。）诗序又谓：“《烈祖》，祀中宗也。”“《玄鸟》，祀高宗也。”“《长发》，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注：《毛诗正义》卷二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10月第1版，1983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352～359页（总620至627页）。）至于制作年代，郑康成谓《那》为大甲祭成汤，孔颖达谓《那》之作当大甲时，《烈祖》作于仲丁以后，《玄鸟》作于祖庚之世，《长发》、《殷武》作于祖庚以后。（注：参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首上所附《作诗时世图》（从《传说汇纂》录出），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1版（李先耕点校本），第26～27页。）因无确证，后之说诗者都不甚相信。朱熹《诗集传》即略而不详其制作之世。论者多视《商颂》为宋人祀其先祖之诗。清儒今古文两派对立，争论《商颂》，甚为热烈，陈乔枞、陈奂、魏源、皮锡瑞、王先谦、方玉润诸家皆有述说。（注：参阅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三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187～1189页。 ）至王国维作《说商颂》，辨其年代尤详，其结论为：“《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说商颂上》、《说商颂下》，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本，第1册，第113～118页。） 今人论《商颂》，亦多主宋诗说，可以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和高亨《诗经今注》为代表。陆、冯《中国诗史》折衷魏源、王国维之说，谓《商颂》大约作于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间，认为“只要明白《商颂》非商诗，则作者问题不妨存疑。”（注：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1956年6月北京第1版，1983年重庆第1次印刷，第28～33页。）高著《诗经今注》卷首《诗经简述》直言《商颂》五篇“不是商代的作品，而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商颂》五篇都是春秋以前（公元前721年以前）的作品。（注：高亨：《诗经今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10～11页。）主商诗说者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陈子展和杨公骥的见解。陈著《诗经直解》云：“《那篇》，当是殷商后裔宋国统治阶级所保存下来祭祀先祖之乐歌。”“《烈祖》，与《那篇》相次，疑是汤孙祀烈祖成汤同时所用之乐歌。”“《玄鸟》一诗当与《生民》一诗同读，不妨同视为商周时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自道其先祖开国之史诗。”“《长发》当是大享成汤，以伊尹从祀之乐歌。……《殷虚书契前编》第二十二叶亦有两片卜辞说及伊尹从享成汤，皆可为此《长发》一诗作证。”“《殷武》，殷人立庙以祀高宗之乐歌，祖己既作《高宗肜日》及《训》，亦有作此诗之可能，迭说父德，不嫌重复。祖庚元年当公元前1256年（炜案：据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当为公元前1191年），诗当作在此年后二三年间庙成之日。”他详论各家得失，最后得出结论：“《商颂》实为商诗，非宋诗也。”（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三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187，1191，1195，1202，1209，1210，1217页。）杨氏著《商颂考》（见《中国文学》第一分册附录一）详论《商颂》为宋诗说之非，并从诗的内容论证，“在《商颂》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并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中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商颂》是商代的诗歌，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商代的诗歌。”（注：杨公骥：《中国文学》（第1分册）附录一《商颂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464～484页。）这可视为《诗》学专家、文学史家对《商颂》所作的另一种结论。 但是，若说《商颂》非宋诗而确为商诗，还须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商代人写得出如是之诗否？甲骨文及同期金文——商代的文字足以写出如是之诗否？如可写出，是否即今日所见之《商颂》？自清末以来，殷虚所出甲骨文逾十万片，单字可识者（含《说文》所无而结构明晰者）约二千文，同时期之金文（尚未有统计）则约有千文。《商颂》若是商人所作，为商诗，理应经得起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验证。 事实上，认为《商颂》乃宋诗的王国维早已注意及此。他说：“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祀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长楚》之阿傩，《小雅·湿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若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昭假无赢，《丞民》之昭假于下也，……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第1册，《说商颂上》、《说商颂下》，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本，第113～118页。）这是他认为“《商颂》盖宗周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的重要证据。关于《商颂》“殷商错出”事，前人业已辨明，实乃名不淆乱，义不动摇，《颂》确出殷人之证，具见前引陈子展书。且“殷”既已见于甲骨文（注：殷字《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典》失收。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华书局1979年6月第1版；胡厚宣《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国语文研究》第7期，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3月第1版。），不得谓其时无殷。卜辞固称大乙不称汤，然亦屡称唐，唐即汤也，亦不得谓“称名之异”。至于若干词语与“周诗相袭”，则有多种可能，或系流传过程中所添加，或周诗袭颂，更何况语言本有继承性，前代词语出现于后代未足为奇，是以未可一概而论，不足其为宋诗之确证也。（注：黄挺：《〈诗·商颂〉作者作年的再探讨》，《学术研究》1988年第2期。 黄文认为，周人“一定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与习惯”将《商颂》重新加工过。） 尽管王国维的比较是在甲骨文研究之初期进行的，而且仅限于个别的举例性质，从研究方法而论，仍然对后学大有启迪。 笔者近日即以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与《商颂》试作全面之比较，发现《商颂》文字大部分为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有，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无者居少数。易言之，《商颂》词语大部分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有证。兹将二者词语比较情况先揭示如次（甲骨文字取宽式，一般取《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典》录定之字，个别字虽二书未释而经学者考释鄙意可取者以“△”号别之；同期金文则以《殷周金文集成》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