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引言 1.1主旨与目的 北京话的状态补语标记“得”(“写得非常好”)在南方方言里有不同的对应虚词。这些虚词多数是跟北京话“得”并不同源的语素。本文主要是说明这些虚词的来源。 通过较大范围的方言调查,我们了解到晋语及北方官话中的绝大部分方言点,对状态补语标记的选择基本与北京话一致。唯少数方言在用“得”的同时还选择另外的形式来标记状态补语,如西宁方言的“着”(张成材 1987,1994)、内蒙晋语的“来”(邢向东 1995)等。因此,本文下面描写的状态补语标记的形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汉语方言状态补语标记的类型。 汉语方言里补语标记的类型,除柯理思(1996,1998)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外,江蓝生(1995)、柯理思(1995)和梅祖麟(1997)对某些方言里补语标记的来源也进行过讨论。这些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1.2 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用的方言资料,多数引自有关的研究文献,少数由笔者调查、咨询所得。引用有关文献的资料时,用字依原文,但字调的标注统一为数字标调法。 探求方言虚词的来源,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共时推勘,即分析、推勘共时资料,“构拟”出某个虚词演变的历程,确定其来源。二是历时溯源,即考察历史文献,找出某一虚词的本原。 共时推勘法的运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某个虚词在共时平面内的不同用法往往能体现该虚词历时演变的过程,而不同用法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该虚词在演变过程中的历时阶段性。这种方法的操作大体可表述为: 假如某个方言里虚词X有Xa、Xb、Xc三种用法,首先根据语义相关度来确定这三种用法之间是否同源。如果Xa、Xb、Xc满足了必须的语义相关度,则可以确定其间具有源流关系。然后再根据语法化程度和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构拟这三种用法之间的演变顺序:
根据(A),Xc源于Xb,Xb源于Xa。根据(B),Xc、Xb均源于Xa。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起控制作用的是语义相关度原则和语法化程度原则。前者用来判定一个虚词项若干用法之间是否同源,后者用以确定若干用法之间的衍生方向。举例来说: 如果某个方言里虚词X有完成体标记(Xa)、持续体标记(Xb)以及状态补语标记(Xc)三种用法,根据语义相关度原则,可以确定Xa跟Xc之间有源流关系。因为完成体标记的功能是表示动作的完成,状态补语标记也包含了“动作完成”的意义,在“完成”这一语义范畴上二者具有很高的相关度。反之,Xb跟Xc之间语义相关度较低,不足以证明其间有源流关系。下一步,根据语法化程度的原则可以确定Xa、Xc之间演变方向应该是Xa
Xc,即完成体标记
状态补语标记。因为就语法化程度而言,状态补语标记较完成体标记更为虚化,而语法成分的演变总是体现出由实到虚或由虚到更虚的历时过程。 本文将尝试运用上述两种方法来讨论见于南方方言的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在第贰节里我们将比较详细地描写南方方言里若干状态补语标记的用法,并根据方言共时资料运用共时比勘法构拟这些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文章的第叁节从语法史的角度给出若干“完成体标记
状态补语标记”的平行例子,从而使第贰节的共时构拟得到历史语法的印证。最后一节旨在对“完成体标记
状态补语标记”这一语法演变的机制作出初步解释。 贰 从共时看南方方言状态补语标记的用法及来源 上面说过,我们根据语义相关度和语法化程度的原则,假设南方方言里有一个“完成体标记
状态补语标记”的语法演变。反过来说,如果已知某方言里X用作状态补语标记(Xc),那么只要找到X用作完成体标记的用法(Xa),则就可以证明该方言里的Xc(状态补语标记)来源于Xa(完成体标记)。 下面用方言的共时资料来检验上面的推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完成体标记是个较宽的语法概念,其中包括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和完成体助词。动相补语是表示动作(或状态)已实现或有结果的补语性成分,比如“碰到一个朋友”中的“到”,“猫逮着了耗子”中的“着”等。关于动相补语的讨论,可参看赵元任(1979)以及吴福祥(1997,1998)等。 根据目前我们接触的方言资料,南方方言的状态补语标记除“得”外还有下列形式。 2.1 着(则、仔、之、吱) “着(则、仔、之、吱)”用作状态补语标记在南方方言中比较常见。赵元任(1926)提到,北部吴语的常州话可以用“则(tze)”作补语标记。例如: 至格人做事体做得(或则)勤快这个人做事做得勤快。 根据赵元任(1928)的记录,北部吴语用“则”作状态补语标记的地点还有宜兴、溧阳、金坛(西)、丹阳、无锡等。钱乃荣(1992)的调查跟赵元任的记录大同小异,下例引自钱乃荣(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