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比较法和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①

      一

      历史比较法产生于十九世纪印欧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之中。印欧语言的特征决定了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比较基本词汇，比较形态变化，根据语音对应规律确定同源词。这种语音对应规律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词汇形式上的语音对应，一是形态变化形式上的语音对应。也就是说，确定两种语言的一组词是不是同源词，既要看它们词(词汇意义)的语音形式是否符合语音对应规律，又要看它们形态变化反映出来的语音形式是不是符合语音对应规律。正是这种词汇和形态上的“双重约束”有力地保证了同源词识别的可靠性。印欧语言语素的多音节性本身也有助于同源词的识别。

      汉藏语言的特征同印欧语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历史比较法运用于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识别同源词的“双重约束”，只剩下词汇上的一层约束(形态上的约束用不上)。约束力的降低造成了同源词和借词识别的困难。汉藏语言语素的单音节性使借词与本族词容易混同，更增加了识别的困难。

      当前，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归属之所以引起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源词与借词不易识别造成的。例如，在汉语与侗台语族的历史比较中，一些学者根据语音对应规律找出一批认为具有同源关系的词，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它们是借词，前者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后者并使之信服。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邢公畹先生(1993，1995A，1995B)经过多年悉心研究创造了“语义比较法”，设法用语义的约束力来加强同源字证明的力量。邢先生将“语义比较法”主要用于汉语和侗台语言的历史比较，我们认为“语义比较法”也可以用于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比较。本文将全部使用汉语和藏语的材料来对“语义比较法”的功用作一些探讨。

      语义比较法是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工具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同音异义”、“同形多义”、“同义异形”和“表层多重”四种对应表达式。例如③：

      

      夏河htu      “穿透”：广州kwu:<*kwanh

      “贯”

      上文四个对应表达式从左到右的排列顺序为藏语夏河话、藏语(藏文)、藏语字义、汉语广州话、汉语上古音、汉语例字。对应表达式中的符号“<”代表演化关系，即符号“<”左边的语音是由右边的语音演化而来的；引号“：”代表两个字的对应关系。

      “同音异义”对应和“同形多义”对应可以归为一类，都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义项的对应来增强“语音对应规律”的约束力。“同义异形”对应和“表层多重”对应可以归为一类，都是通过同义字将一组字联系起来，用语音上的多重对应来加强“语音对应规律”的约束力。

      二

      语义比较法的“同音异义对应式”是利用同音字来排除借字。单个字容易被借贷，一组同音字同时被借用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不同时间借入的字或借字与本族字也有可能形成同音字，这种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语义比较法排除借字的有效性问题。

      我们统计了张怡荪的《藏汉大辞典》、格西曲吉札巴的《格西曲札藏文辞典》、于道泉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和华侃、龙博甲编著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等四本词典(下文简称它们为《大》、《格》、《拉》和《安》)的汉借词。由汉语借入藏语所造成的同音词，在《大》和《格》中，共有32对。其中由双音节汉借词构成的同音词有10对。它们是④：

      

      在《大》、《格》、《拉》和《安》四本词典数目庞大的语词中，只有43对由汉借词所造成的同音词，这数目是非常小的。这些所谓的“同音词”大多是根据现代语言的读音来说的。如果用汉语上古音跟藏文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其中一部分词其实并不同音。例如：

      汉语

      汉语上古音 汉借词

      

      这仅仅是从语音上来分析的。实际上，上文的有些汉语词和义项上古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语义比较法的“同形多义对应式”是利用多义字(包括同族字)来排除借字。借字一般是单义的，但也不能排除多义的可能性。这同样关系到语义比较法排除借字的有效性问题。

      《大》和《格》收录的多义汉借词有4个。它们是：

      

      在《拉》收录的多义汉借词中，上两本词典未收录的只有2个。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