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现有的研究状况 至今为止，关于语言的经济学研究少得可怜，以致在文献综述中几乎可以按作者姓名介绍研究成果(Grin，1996，2000)。经济学家注意到人类语文活动的相当部分可以从经济学得到解释是1960年代中期的事情(Marschak，1965)。战后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殖民地各国的兴起，尤其是197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政府制定官方语言政策，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需求(Breton,1978)。因此，到1990年代末期为止，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是如何在语言的“网络效应”(即规模效益)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包括各少数族裔的政治权利协调)之间达成权衡。在这一背景下，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有关移民的外语能力与其收入的关系的研究(Vaillancourt,1987;Chiswick,1991;Dustmann,1994;Grin,1994)、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少数族裔带来经济上的好处(Grin,1992,1990)、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Holden,1987)、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比较经济效益(Colomer,1991,1996),以及塞尔腾教授从博弈论角度对语言行为均衡问题的探讨(Selten and Pool,1991)。 上引塞尔腾等人以博弈论方法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正式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通过博弈论使得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有可能与语言的哲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社会交往理论，以及符号交往的社会学等已有的西方学术传统融合起来，正在开始形成语言经济学的“主流”传统。 在上述“主流”传统的影响下，为数不多的开始进入“语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领域的作者包括：鲁宾斯坦(Rubinstein,1996,2000)，汪丁丁(1995，1996，2000，2001c，2001d，2001a)。 在这篇论文里，我首先对现有的语言学诸领域的状况作一面向经济学研究的概述(第二节)，然后在第三节里讨论一个简单的然而是演化的语言习得的经济分析框架，这一演化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儿童在特定学习能力和学习环境的制约下按照理性选择可能习得的语言知识(词语范围和规则的深度)，并且可以应用于当代各国正在推行的“个性化”儿童教育(汪丁丁，2001b)，因为教育者在这一分析框架的指导下，有可能针对每个儿童的具体学习环境选择最具发展潜力的知识习得路径。最后，第四节给出简单的结语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语言问题概要 语言能力是人类各种智能中最原初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因此也是人类最早开始对其反思的现象之一。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一开始说：“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1993：卷一，49)事实上，亚氏的“工具论”诸篇章：《范畴篇》、《解释篇》、《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放在一起相当于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所谓“名学”，只不过，后者几乎已经从我们的传统中消失了。 正如上面引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论点所意味的那样，古代希腊人对语言现象的反思引出了后来两千年间西方学术在下列若干方面的发展：(1)对语言所反映的内心经验的研究。这导致了心理学、语义学、意义理论与知识学、价值与意向、文学与艺术批评、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等学科的发展。(2)对作为口语的符号的“文字”的研究。这导致了文字学、语法学、逻辑学、符号理论及公理化数学等学科的发展。(3)对语言在人际交往中被运用的方式的研究。这导致了语用学、阐释学、符号交往理论、社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语言辩识、人工智能与认识科学等学科的发展。 目前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语言研究主要涉及上列的第(3)类领域，而较少涉及第(1)及第(2)类领域。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理性选择理论不可以运用于这两类领域。例如，完全可以想象，在人们的语言行为能够被看作是“博弈”行为的场合下，特定语词的意义可以被认为是由博弈的均衡状态决定的。这其实就是鲁宾斯坦(1996，2000)和汪丁丁(1996，2001c，2001d)的思路。类似地，如果语言规则可以被看作是与人的大脑共生演化的话，那么语法就可以被认为是由演进博弈的稳定均衡状态决定的。这一看法已经被例如狄亚肯在其近著中表达出来了(Deacon，1997)。下面只讨论经济学在第(3)类领域里可能获得的广泛应用。 首先是哈贝玛斯(Habermas,1992)提出和创立的所谓“广义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在这里，他强调语言含义的三重决定论：(1)语言对话语发出者的意义，(2)语言对话语接受者的意义，(3)语言发生的具体场合所提供的意义。但是，这里存在着的经济学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关于同一语词或话语的“意义”相互作用达到均衡?我曾经在课堂上列举过这样一个语词意义演变的例子：“小姐”作为一个普遍使用的中文语词，在百年以来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里，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1)以“小姐”称呼大家闺秀，与“少爷”、“老爷”等传统称呼并立；(2)在西方传统影响下，以“小姐”称呼一切年轻的女士，与“先生”、“太太”等新潮称呼并立；(3)在港台色情文化泛滥的时期，以“小姐”称呼与色情服务有关或涉嫌提供类似服务的女士。在当代中文语境里，由于这三种含义同时并存，故“小姐”这一语词的含义主要由具体场合提供的意义决定。在我看来，这类语言现象是转型期社会里相当普遍的语言现象。经济分析的任务在于发现那些影响语言含义的因素(作用力)并在稀缺资源理性配置的视角下理解和检验能够让这些作用力相互之间达到均衡的条件。
